商代青铜人首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能够填充细节，使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地呈现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的史前文明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社会发展面相。张弛指出，多元一体格局的确立和兼容并蓄特征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启动了持续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发展。“正是探源工程，让中华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故事因真实而更富魅力”。

　　探索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标准

　　1926年2月5日，正值小年，北京一片祥和喜庆，家家户户忙着过年。32岁的李济却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晋南考古之旅。他怀里揣着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写给当地官员的信，沉甸甸的，装着的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厚望：以现代考古学确认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国古史。

　　正如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指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

　　“事实上，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并不是从‘探源工程’才开始的，而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的一项大任务、大课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表示，探源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国外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随着探源工程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刘国祥说，这也是探源工程的重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