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辞卜骨 商代后期 安阳市殷墟小屯南地出土

　　年代测定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坐标，那么，先民们怎样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研究员袁靖举了个例子：初到二里头遗址时不禁感到诧异，先民为何选择在水患严重的伊河、洛河之间建城呢？环境考古复原出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古代环境让人恍然大悟：当时的二里头北靠邙山、南临洛河，是块风水宝地，后来由于洛河改道才形成现今的模样。多学科联合攻关，大大增进了对自然环境变化与各地区文明演进关系的了解。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农耕社会的美好愿望。而对于科技考古学家来说，文明进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都可以成为打开某个区域文明演进之门的钥匙。粟、黍、麦、豆、稻或麻，遗址中残留的农作物不仅让我们了解先民吃什么、穿什么，甚至能从中解读出某些文明兴衰的密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对环境的依赖性强，抗灾能力弱，有可能是造成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经济原因。从这个意义讲，“‘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新方法的加入，也使寻找过去几乎无法回答的答案成为可能。比如，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可以大致确定其种属、死亡年龄和特征，进而推断出当时的饲养状况。通过对人和动物牙齿中锶同位素的研究，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诞生地和有没有经历过长途迁徙。正是通过锶同位素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燕青发现二里头遗址外来人口高达38%，甚至高于今天很多城市的外来人口比例。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而这些早在文明初期已现端倪。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介绍，工程专家对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和机制有了总体性的认识。每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不仅时间上不同步，各自社会复杂化的原因、机制、方式等也不完全一样，可谓多元并进、百花齐放。比如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表现为“谷豕是飨”，即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和以饲养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以长江流域为重心的南方地区则表现为“饭稻羹鱼”，即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以渔猎为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

　　从文明初期开始，各主要史前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彼此吸收各自的长处，这也是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开放性地吸收了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延祥的研究证明，我们的青铜冶铸技术源自中亚地区，但迅速完成本土化，形成了自身的技术传统并长期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