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农业，为良渚带来了什么？

　　得益于稻作农业经济的鼎力支持，良渚社会的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生产了大量异常精美的漆器、玉石器。考古专家认为，这些手工业生产活动所需的原料与产品的分配、流通全部为贵族垄断。这种经济模式侧面反映了良渚社会高度分化的结构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只有发达的农业作为保障才能有剩余产品，才能供养工匠和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建成这么大的城和水利系统，这就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分化，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良渚肯定已经有了士农工。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分层，良渚的贵族墓是一般墓地没法相比的，已经有了阶级分化。”

　　墓葬，则是良渚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一个关键折射面。良渚社会的王陵区在莫角山宫殿区西侧一条南北向的高垄之上，自北向南依次为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三个考古地点。反山位于莫角山遗址西北角，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高约6米，1986年发掘了该地点西部的三分之一，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

　　墓葬何以和社会分化联系？考古发现，大型贵族墓葬的随葬品种类丰富、制作精细华美；而普通人的墓以随葬陶器为主，数量有限。良渚古城外围还分布着瑶山、汇观山等祭坛遗址和权贵墓地。瑶山和汇观山祭坛都修筑在自然山丘的顶部，挖沟填筑形成规则的回字形土框，祭坛废弃后，被用作显贵者的墓地。

　　“良渚遗址当时很发达，周围福泉山、高城墩、寺墩、赵陵山也都有很多埋在坟山上高等级的墓葬。”严文明提出，可以推论，假若良渚是国都的话，那些地方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我们过去都说新石器时代，但是新石器时代就不一定产生文明吗？就不一定形成国家吗？良渚就是一个例子。这在社会发展史上，真要写上重重一笔，突破了过去的传统观念。”

　　《良渚：神王之国》中写道，良渚的玉器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良渚人创造出一套以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许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而且玉琮、冠状饰、玉钺柄端饰等许多玉礼器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直接的关系。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纹样高度一致，神人面图像几乎是共有母题，反映良渚社会具有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说明良渚社会存在一个权力中心。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在良渚文明中，神权至高无上，神权与王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良渚遗址的考古，给今人惊喜无限。不过看起来“繁花似锦”的良渚社会，也免不了走到“全剧终”的一天。

　　李伟在《良渚：巫政之国的兴衰》中称，许多考古发现指向了一个事实，即良渚文化的晚期依旧相当繁荣。“它的运行轨迹并非是一个抛物线的形态，而更像在长期的辉煌后戛然而止。除去墓葬，良渚遗址群内发现的晚期遗物比早期和中期的遗物要丰富得多。雄伟的良渚城墙也一直屹立到晚期。”

　　王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事环境研究的专家提出，大约距今4500~4300年的时候，全球性气候变化，降雨量不均衡，温度不稳定。长江中下游的地下水位上升，原来的稻田都变成沼泽，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稻作面积显著减少，农业支撑不了那么大的人口和社会系统。”

　　在距今4500年以后，一度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

　　研究二里头的许宏说过，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众多区域性邦国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这就使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的态势”。

　　良渚古国，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但可以说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家。在许宏眼中“前中国时代”最亮的那颗星，良渚，曾经璀璨地存在过，又戛然而止。

　　严文明曾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良渚的考古从一开始就不是挖宝。”我们后人对良渚遗址的刨根问底，既是解读古老的文明密码，更是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真实性，找到有据可循的科学证据。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