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依次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会长土田健次郎

　　图片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提供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吴姝

　　30年后新编一部 《宋明理学史》，“我们将力图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基于以问题研究为主、以人物个案研究为辅的考虑，把重点放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研究上，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打通，力图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奠定了宋明理学的核心话题、宗旨和目标，指明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尊礼贵德的社会、学术使命，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宋明理学在西方学界有“新儒学”之称，这一说法也早已被中国学界认同。今天，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对儒学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宋明理学加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代意义。

　　随着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成功立项，对 20世纪80年代的 《宋明理学史》和原有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总结，摆脱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让宋明理学紧扣时代主题、增强问题意识、助推中国哲学发展，就成了学者们的当务之急。近日，以该项目为依托，“宋明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召开，来自美、日、韩、新等国家以及中国内地与港台地区的约90位学者与会，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理学研究是跨文明的交流史

　　宋明理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正如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研究史的纪录片《纽带》想要展现的那样，对宋明理学不同路径的研究是不同文明与中国对话的纽带。因此，理学研究也是一部跨文明的交流史。此次研讨会上，各国学者的思想碰撞首先体现在研究路径的差异与融合中。美、日、韩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都经历了“在地化”的过程，并随着其历史发展而不断延革。

　　日本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7—19世纪的江户时代，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内容，兼采考据学的方式，还试图将宋明理学和日本传统神道结合，发展出日本自身的学派。近代以来，以井上哲次郎为代表，许多学者开始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解释日本朱子学和阳明学；大学的汉文学科也开始建立哲学、历史和文学分科的现代学科体系，研究宋明理学的重镇转移到“中国哲学”学科。基于江户的汉学传统和近代的哲学思维，现如今日本对宋明理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他们重视文献阅读。例如，东京大学已故汉学家沟口雄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就致力于《朱子语类》的全文翻译，这个遗志如今交由后继者们合力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学界普遍接受内藤湖南（1866—1934）著名的唐宋变革说，把宋明理学视为影响中国唐宋以后“近世”经济文化形态的关键。

　　美国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相对日本虽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后来居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 （Hoyt Tillman）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以自己的学习经历展现了美国宋明理学研究路径的变化过程。他说：“50年前，24岁的我开始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在过去，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多从宗教史、哲学史的视角进入，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已故教授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就侧重解释‘理’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过去的研究缺乏对历史、政治、文化的了解，因此我写了《朱熹的思维世界》。书中我强调，‘道学’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在宋代有复杂的演变。但是该书的研究路径还是受到了余先生的批评，他说我‘不够历史学家，是一个受到哲学史影响的人’。之后余先生就从更历史学的角度写成了 《朱熹的历史世界》。”说到思想史与观念史、哲学史的差别，哈佛大学包弼 德 （Peter K.Bol）教 授 主 张 从宋明思想史的视角进入，强调这些思想家都是 “历史的”人物。近年来他的研究也代表了一种趋向，即把思想史与地方社会史结合起来，他在大会上发表的文章 《金华诸先生是如何与众不同的》就是一例。

　　港台新儒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中叶。在当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分期中，港台新儒家是第二代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唐君毅来到香港，牟宗三、徐复观到了台湾。因共同怀着对中华传统 “花果凋零”的忧思，上述三位学者与张君劢一起在1958年元旦签署发表了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 《文化宣言》），其中把道德心性之学视作中华文化的道统。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待宋明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一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

　　“现如今，中国内地已经掌握着全世界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情报’。”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会长土田健次郎对记者说。作为这次大会的主办方，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在谈到国内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宋明理学的路径和方法是可以变化、提升和丰富的。自1987年侯外庐主编的 《宋明理学史》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时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到如今也自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方法只是工具，而对理学思想之问题的把握和自觉才是理学研究得以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