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溪箕形砚 唐代

　　端溪抄手砚 宋代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在诗鬼李贺的笔下，唐代端州（今广东肇庆）盛产的端砚原石开采过程，像魔幻大片般浪漫，仿若顶天立地的巨人，手持巨斧开山凿石。

　　端石制砚得享大名，是从唐代开始的。那个广东书生进京赶考，所携砚台寒日不结冰的故事，是传奇，也是希冀。当时的岭南，开发程度相对落后，端砚却一骑突出，充当了文化先锋的角色。时光荏苒，那些或北上，或西进，或东游的老石头们，别来无恙？

　　这种造型

　　是唐代最流行的

　　广州博物馆里，有一件朴实无华的端砚。因为看上去像一个簸箕，人们叫它箕形砚。这是唐代砚台常见的造型，靠近砚首部位有凹槽，以便储存墨汁。又因为砚尾两侧向外撇似风字形，又称风字形砚。跟今天人们在各种博览会、陈列厅中看到的飞龙翔凤、繁缛富丽的“艺术”端砚相比，这位“老爷爷”实在是平凡得有些没法说。

　　但和公园里仅凭两只铁脚板就能耍出单杠大回旋，或者跳进河里救个人嘴里烟都没湿的那些超人般的大爷一样，广博端砚“老大爷”素净的外表下，也奔涌着传奇的血液，跃动着炽热的灵魂。它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完整最早的端溪砚之一，天生丽质难自弃，精光从来不需藏。

　　1956~1958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广州动物园平土工程中先后清理发掘了由西汉早期至晚唐年间的古墓23座。这批集中在今天动物园中部位置麻鹰岗（长颈鹿栏与犀牛栏之间）的岗顶和岗腰部的墓葬中，在一座晚唐墓里，发现了一块端溪砚，长18.9厘米，宽12.6厘米，高3.3厘米。这座唐墓是在清理一座东汉建初元年墓时发现的，只剩一角，打破汉墓墓道。于是，这一枚有确凿出土地点的唐代端砚就这样面世了。

　　作为唐代，特别是中晚唐最流行的款式，箕形砚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出现。按全洪《唐代端溪石砚的几个问题》的说法，已知年代最早的箕形陶砚是东魏武定七年（549年），1955年出自西安郭家滩唐墓。但目前已知有纪年最早的箕形石砚是晚唐开成三年（838年）。同时据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唐、五代端砚的造型也都是箕形或凤(或称风) 字形。既有底出双足的，也有平底的。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砚首呈圆弧形，内折痕不明显，前窄后阔，束腰；一种是米芾所谓“至本朝变成穹高，腰瘦，刃阔钺斧之状”，砚首方折，首尾接合处折线明显，砚额呈弧形。

　　从朴实到华美

　　石非石 砚非砚

　　端砚是在澄泥砚等前辈的巅峰期开始逐步显山露水的。有研究者言：历史上的砚台审美，沉浮消长，难以捉摸，原来声名显赫的澄泥砚，由于历史背景的转换，失去往日的荣耀，而隐居深山大河中的石材，渐渐显示出特有的优势，成为艺人文房中的最爱。到了今天，端砚被称为众砚之首，其石质细腻、温润、致密、坚实，“叩之不响、磨之无声、刚而不脆、柔而不滑、贮水不耗、发墨利笔”，爱好者将其中上品视为至宝。

　　唐代的端砚较少有雕刻纹饰，造型也相对单一，应该说，主要以实用为目的。但这并不说明唐代人不爱装饰自己朝夕相处的砚台。和一切实用器一样，随着与人类生活的融合程度加深，在实用功能之外，也越来越多地增添了艺术的元素。学者梁善就指出，唐代工艺琢砚名家有端州下黄岗马其祥、马二啹，“马其祥以刻器皿图像称著，如他刻琵琶、胡笳、唢呐之类的乐品图案，使端砚大放异彩”。马二啹，又名马驰，“常把秦汉的瓦、鼎刻于砚台，并刻上楷书译文，雕刻精美绝伦，使采购端砚的人视为奇货”。又如唐代诗人陆龟蒙藏一端砚，在砚石中的蕉叶白旁刻上一古钗，钗头上翘着一只白凤。其砚铭为“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这都说明唐砚不仅有纹饰，并已出现了砚铭。不过相对而言，采用这些手法的砚数量较少而已。

　　宋元时期，端砚开始从纯文房用品演变为与欣赏相结合的实用工艺美术品，形制比唐代丰富得多，据《端溪砚谱》记叙有平底风子、双足风子、瓜形、月样、抄手等，构图简练，盛行在砚上镌字刻铭；明代，端砚从取材、砚形、砚式、雕刻等方面进一步突破、创新，古雅大方，浑厚而又富于变化，整体感强，集雕刻、绘画、诗词、书法、篆刻于一体；清代，端砚侧重雕工，以“工精”为贵；现在端砚在人们文化生活中失去了实用价值，基本是只看不用，成为纯粹的“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