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历史背景与文化研究立场的切入视角，如“郑卫之音”的文化属性与考古学发现判读问题。一般认为“郑卫之音”主要是指春秋时期以郑国、卫国地区(今河南省新郑至濮阳一带)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这种民间音乐在先秦时期受到儒家的批评，被孔子贬斥为“淫乐”“亡国之音”。从考古发现来看，以郑国高等级墓葬和新郑中行祭祀遗址出土的乐器组合皆为金石之乐，以青铜编钟和石磬为主体，属于雅乐之器。根据王子初先生对中行遗址1和4号坑编钟的测音报告，其宫音相当于G这一标准，与西周编钟通行的C宫音律传统一脉相承，属于《诗经》郑卫诗歌的范畴。但是，通过对新郑城关出土的六件甬钟的测音结果可知，其音阶形式与西周钟“宫—角—徵—羽”的形式大相径庭，反而与安阳商钟和温县商钟的音阶关系亲近。结合郑卫之地属于殷商旧地分析，从音乐的传统和继承关系上来看，郑卫之音与商音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把郑卫地区出土的青铜乐器与郑卫之音直接等同，也不宜将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成套乐器视为“郑卫之音”的具体表现。通过考古发现可知，郑卫地区的高等级贵族在祭祀、朝聘、殓葬等过程中使用的仍然是雅乐，而郑卫之音可能是民间音乐的一种(类)。郑卫之音与雅乐的区别不是地域之别而是使用者身份的等级差异。战国时期，郑卫之音兴盛远播并受到各诸侯国的欢迎，形成一股俗乐的潮流，并被后来的秦汉所接纳。可见文化立场不同，学术研究结果指向也不同。站在人民创造历史与文化的立场审视考古与文献的解释，更符合历史的实际与真相。

　　第三，关于考古发现真实及历史文化社会价值“溢出效应”(指超出历史真相的价值效应)的衔接，如河南太昊陵、湖南的炎帝陵等在考古视野中的真假问题。这一类现象很多，充斥在文献记载当中，当考古发现的真相指向历史原点的时候，由于历史文化载体所表现出的价值溢出效应，已经演变为一种精神象征。对此，就没有必要拘泥于考古的真实而质疑大家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而对于那些经过考古发现证实文献记载与史实不符的则既无须否定其“溢出效应”，又要恰当地反映出文献记载、历史真相与考古实证的关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洛阳邙山大汉冢与孟津刘秀坟。最近十几年，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洛阳做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研究工作，直接验证结果：邙山上的大汉冢是真正的光武帝刘秀的葬地(原陵)，而孟津黄河岸边的刘秀坟是北宋时期建造的假光武帝陵。关于“原陵”方位的文献记载，北宋初年曾于黄河南岸孟津铁榭村“刘秀坟”处立碑，即《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庙朝碑铭》，此后学者多以“刘秀坟”为光武帝原陵所在地。该遗存1963年被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随着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无论是帝陵方位、封土大小、陵寝建筑规模，均显示出邙山上三十里铺的“大汉冢”才是真正的“原陵”(《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考古学术研究的求真态度必须坚持，修正文献的记载也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解释好历史真实与社会价值带来的“溢出效应”关系成为文化遗产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坚持求真立场，站在大历史角度看待考古学与历史文献乃至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断吸收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内涵和理论，进行充分的交叉与融合，才能促进考古学科的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