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形式，在搞清楚考古学文化时间堆积机理和遗存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把文献的研究贯穿于聚落考古研究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并结合科技考古(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研究成果，总结复原一个聚落的发展面貌。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的形成及废弃过程就是借助文献记载得以进一步细化。三杨庄遗址的主体遗迹被水流冲积基层所叠压，其形成应与汉代黄河决溢、泛滥有密切关系。三杨庄遗址汉代隶属魏郡管辖，毗邻黄河，《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哀帝时，因黄河经常从魏郡以下决口，故广征治河应对之策。贾让献《治河三策》，他在开篇处说：汉代一部分农夫，在原来黄河堤内的滩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如果我们以贾让所说的“新起庐舍”来观察和分析三杨庄遗址的总体布局，可以发现，这里不是汉代的寻常农村，而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三杨庄汉代聚落整体上呈现为“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与闾里化聚落的巨大差别，预示了新的社会形势下农业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势。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来看，三杨庄遗址的形成与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有着密切的关系，推断这一地区汉代聚落整体被淹没、埋藏的时间应在新莽天凤元年之后。通过这些细节，一幅活生生的汉代黄河滩地垦田兴衰的画卷跃然纸上。

　　第三种形式更加关注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或者突出其历史和科学价值，或者突出文化与社会价值。各地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成为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尤其如此。如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分布于中岳嵩山南麓，包括观星台、太室阙和中岳庙、启母阙、少室阙、嵩岳寺塔、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在内的8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既是中国古代先民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实物见证。以观星台为例，西周初年周公在阳城“以土圭之法，测土身，正日景，以求地中”;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一书中最终确定的天地之中也在古阳城。元代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郭守敬以此为中心点观测，并推算出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其精确度与现行公历仅相差26秒，但创制时间却早了300年。因此可以说，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建筑。诸如此类，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当然这些解读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也作为可信知的历史文化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与传播。又如我们在研究中原历史文化时，曾提出“中原历史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社会主导文化”(刘庆柱、韩国河《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这种大历史观的文化解读涉及的文献很多，既不能把历史文献拿来了事，也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怀疑一切，更不能围绕自己的“中心文化价值”过度阐释，有意否认其他文献记录和考古事实。

　　第一，关于整体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与物化载体连贯性的互证把握，如“早期国家形态”与考古发现、历史解读问题。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可将中原地区的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早中晚三个都邑遗址。王城岗遗址发现大、小两座城址，发掘者认为，小城可能为“鲧作城”，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王朝最早的都邑。新砦城址由外壕、城墙及护城河、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组成，城内复原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的“启居黄台之丘”基本一致。二里头遗址是一处规划缜密、布局严谨的大型都邑。布局以宫室宗庙区为中心，北面主要是祭祀区，南面多为铸铜、制作绿松石的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周围是贵族聚居区，外围分布有一般居民区和墓葬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有学者认为应为夏都斟寻。这些结论是几代考古人考古实践与文献甄别的结果。虽然“夏”的历史还需要文字来佐证，“早期国家形态”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需要更加细化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文献的已知(并得到考古学的印证)出发，到考古学未知的“物化文献”解读，这样的研究才更加符合寻找历史真相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