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颗“蜻蜓眼”

　　给我们讲了一个埃及故事

　　广州发现的玻璃珠里面，仅有三枚被称为“蜻蜓眼”，都是南越国时期的遗物。这种小珠子，大有来历。

　　专家研究认为，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所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发现许多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蜻蜓眼玻璃珠。

　　西方风格的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在我国发现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墓地，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内地出现大概是春秋末到战国初期。它在西方有时是串成一大串项链，而在中国主要是作为单件来使用，或者和其他质地的珠子合串。或许是因为运至中国的数量稀少，格外珍稀。后来国内对之也有仿制。但专家们认为，无论哪种谱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其风格都是源自西方，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广州发现的这几枚，可能是西方珠子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后，在广州模仿其样式制作的。

　　还有一类珠子被称作“印度-太平洋珠”，也就是一种用拉制法制成，直径一般小于5毫米，色彩呈不透明淡红棕色及橙、黄、绿色等的单彩玻璃珠。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考证，这种玻璃珠首先可能是在印度阿里满都生产，它是当时亚洲的一个玻璃制造中心，从3世纪到10世纪，兴盛了约7个世纪之久。这里的生产技术可能沿着海岸向东传播，最终传播到今天的岭南地区。广州发现的这类珠子，可能既有来自西方的产品，也有本地产品。进口产品应该通过海上贸易输入，本土所产则是工匠的迁徙和原材料贸易带来的技术传播。

　　汉武帝时，珍奇异宝

　　就源源不断输入中国

　　实际上，对于玻璃所涉的“外贸”古人早有认识。《三国志》里就写：大秦，也即古罗马帝国，多产赤、白、黑、绿、黄、青等十种琉璃。唐李昉也引《南州异物志》记载：“玻璃本质是石，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古人很清楚地知道玻璃是通过南海的海路输入的。晋代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也就是说他不仅对玻璃的制作原理有所了解，也知道当时的广州一带有不少掌握了相关技术的中国工匠。那么，那些最早输入的玻璃珠具体是通过怎样的一条或几条线路，来到中国的呢？

　　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算起，中国南方的海岸线和出海口就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之后，岭南与南海各国的海上交往又有更大的发展。通过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知道那时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那么必然地，岭南人民的海上探索开始当远早于此。这种长期的经验积累，终于令番禺（即古广州）在汉代早期发展成为中国九大都会之一。与其他都会相比，番禺的特色在于奇珍异宝比较多，是大宗商品交易集散地。东南亚、印度等地所产的明珠、璧琉璃、奇石等珍宝异物，从汉武帝时期就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等珍贵特产，也通过这条线路不断输出到以上各地。

　　专家指出，通过玻璃珠这样的小物件，我们可以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它同时还展现了中国文化与南海诸国、中南半岛、印度洋沿岸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沟通，主要是经过安息和印度地区。以今印度地区为中间站的海上中西交通，就是这样一条由中西双方共同开辟的海上商路。（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