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嵇康，身长八尺，容止出众。

　　这样一位翩翩公子，加之满腹诗书，可谓器宇轩昂、玉树临风，简直是那个黯淡时代的华彩篇章。举目皆是战祸、离索、弥乱、凋敝、血腥、恐惧……可是，有什么能掩盖得住心中鼓荡的丰盈与骄傲？嵇康曾娶曹操曾孙女为妻，官拜曹魏中散大夫，从此与曹魏有了生死之缘分。也恰是因为他与曹魏的不离不弃，种下了他终于为钟会所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害的祸根。

　　说到嵇康桀骜不驯的性格、坎坷多舛的命运，不能不提“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以及嵇康写给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欲荐举嵇康代其原职。没想到，嵇康听到消息，勃然大怒，不仅在信中断然拒绝山涛的荐引，而且傲慢地申明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发誓从此与山涛断绝往来。

　　在这封长信中，嵇康开篇毫不客气地说，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绝不姑息（“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性情懒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绝不愿意洗浴（“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好在朋友们都能够忍受他孤傲简慢的性情，背离礼法的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

　　此后，嵇康以“七不堪”力陈拒绝山涛的理由：

　　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在这封信的末尾义愤填膺地写道：“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也就是说，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何苦为难我让我去做官呢？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也堪称竹林群贤的伯乐。他的风神气度，震撼了群贤。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大器量，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情意甚笃，但是人生志趣未必相同，就在嵇康越来越放任自然之时，山涛却越来越彰显其入仕之心、治世之才、运筹之策、选人之能。他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山涛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却又小心翼翼地回避权力。毫无疑问，纵然狂放如嵇康者，在道德品行上也是了解自己的朋友、信任自己的朋友的。他后来因得罪司马氏而被治罪，临死前对儿子嵇绍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有巨源在，你便不会孤独无靠了。”

　　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此后，嵇康与山涛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山涛一帆风顺，“货与帝王家”，征程万里无隔阻；嵇康绝尘而去，血染断头台，不做俗世一尘埃。

　　因《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对山涛颇多鄙夷。嵇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而山涛则举事有度，量体裁衣，凡事不逾矩，不违俗。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的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二十余年，他从未忘却旧友。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犹如一个暗夜炸开的信号，“竹林七贤”自此分崩离析，有人走向心怀汤火、足履薄冰的震颤，有人走向潇洒挥放、逶迤远行的傲然，有人走向穆如清风、冰清玉洁的旷达，有人走向质朴素真、恬淡自然的无为，有人走向哲思飞扬、才情盈溢的飘逸，有人走向有道言兴、无道默容的明哲保身。向秀悲恸不已，他写下千古绝唱《思旧赋》，怀念与老友同游山林的岁月：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这篇赋的序中，追思与老友游宴欢饮的点点滴滴，向秀慨然叹息：“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

　　斯人已去，足音跫然。

　　烟花三月

　　“聂政”曲何以名“广陵”？

　　韩皋曾经给出一个颇为可信的理由：“扬州者，广陵故地，魏氏之季，毋丘俭辈皆都督扬州，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叔夜（嵇康）悲愤之怀，写之於琴，以名其曲、言魏之忠臣散殄於广陵也。盖避当时之祸，乃托於鬼神耳。”时运不济，遂以广陵言志。

　　谁能想到，今日温婉可亲的扬州，竟然是昔日嵇康抚琴言志的广陵故地？

　　虞渊未薄乎日暮，广陵终不绝人间。

　　这是晚春的扬州，烟花三月的广陵雾雨还未飘远，时间却已行进至1700年后的今天，清朗的空气便开始讲述与昨天的记忆迥然不同的故事。林钟宫音，其意深远，音取宏厚，指取古劲，广陵余音绕梁，至今犹在耳畔，一支新曲俨然歌成。

　　江水北去，淮河南来。

　　这是一年里最欢腾、最茁壮的日子。大地上冰封的一切早已苏醒，暗夜里沉寂的一切正在绽放。被雾雨笼罩的广陵，繁花似锦，万马奔腾，举目皆是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

　　风无边，水无界。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沟通江淮，成就了后世“烟花三月下扬州”。水，催生了扬州的数度繁华，也孕育了扬州的悠久文明。站在江都水利枢纽的高台上，荡胸顿生层云。过去的岁月气势磅礴，如水波般一泻千里，雄伟壮观，恍若嵇康的广陵绝响。

　　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留下了美轮美奂的园林、婀娜多姿的景致、穷奢极欲的宅邸。清代戏曲家李斗在其笔记集《扬州画舫录》曾写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而今，这些园林、亭台、宅邸，已成为扬州璀璨多姿的文化景观。当年的广陵，走过无数风雷激荡的岁月，在万千气象、日新月异的今天，正在由古老的遗存，蝉蜕为羽化的新生。

　　古城里，举步皆是脊角高翘的屋顶、风韵痴绝的门楼，直露中有迂回，舒缓处有起伏；古巷曲折蜿蜒，巷子里的茶楼和酒肆藏而不露，每每寻到，便是无边的惊喜，让人回味无穷。瘦西湖上，五亭桥造型秀美，富丽堂皇，如同湖的一束玉带。传说这是清扬州两淮盐运使为了迎接乾隆南巡，特雇请能工巧匠设计建造的。桥上雕栏玉砌，彩绘藻井；桥下四翼分列，十五个卷洞彼此相通。每当皓月当空，各洞衔月，金色荡漾，众月争辉，倒挂湖中，不可捉摸。“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的诗句恍若与月色一道，铺满了银色的水面。

　　世说新语

　　这是中国历史一段波诡云谲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史家惯于从建安元年（196年）开始计算，到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止，前后共约400年。

　　漫长4个世纪，无疑是中华民族家国分裂、政治动荡、战火频仍、割据政权林立的时代。这期间，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500余次，先后建立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只有西晋实现过短短37年的统一，其余皆处于分裂状态，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秦汉以来的物质积累被糟蹋殆尽，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五胡乱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

　　然而，若论在中国历史上的风采独具、文采焕然，无出魏晋南北朝其右。一方面，社会生活空前动荡与纷乱；一方面，文学创作空前发展与繁荣。这是士人思想最活跃、精神最自由、个性最张扬、行为最放纵的时代，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时代。

　　这是一个“世说新语”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天下规则散尽，斯文扫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难理解，何以武好法术，文慕通达；何以天下之士，不循前轨。

　　遗憾的是，旷世之才如嵇康，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时代的夹缝中求生。

　　“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这是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写到曹操临终吩咐后事时的描述，惋惜一代明主的远行，笔笔顿挫，气势畅达。这还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壮怀千里的曹操吗？这还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运筹帷幄的曹操吗？这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永不言败的曹操吗？这是与嵇康有着千丝万缕牵挂的曹魏，是一个大时代拉开华幕的序曲。然而，落花流水终去也，英雄暮年，恰如一个时代的谢幕，端的是有着说不尽的凄凉和沧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让我们重新回到1700年前的历史现场，清点烽烟凉尽的烟火，收殓岁月老去的残骸。这是景元二年（261年），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两年后，他为司马氏所杀。有心者也许会留意，会在青灯黄卷中翻到曾经被我们忽视的片段，以及这些片段中的丝丝缕缕——半个世纪之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下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千古绝唱；在《与王朗书》中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王粲在《登楼赋》中写下了“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半个世纪后，在匈奴的进逼中，洛阳失守，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这场战争中，匈奴长驱直下，很快便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大灾难大纷争就这样开始了，中华民族陷入漫漫寒夜。史官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写道：“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最终“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成败异效，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国家顺乎天命方可兴盛，顺乎民意方可和谐，以礼仪教化百姓方可建立纲常，国家基础宽厚方难以颠覆。正如树木根深叶茂则难以拔掉，政教有条有理则国家不乱，法纪牢靠周密则社会安定。如此者，方为治国之策，立国之本。

　　前后不过百年，世事更迭如斯。不变的，是士子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道义文章。

　　（作者：李舫，系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