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专业是搞唐史研究的。十年前她在《百家讲坛》讲武则天、杨贵妃，曾火了一把。在唐史研究外，古典诗词则是她另一个爱好。从前些年开始，她连续担任《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的嘉宾评委，人们记住了这个短发利落、妙语如珠的女性。她的评语总是风趣幽默，又包含了很大的信息量，让观众了解到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最近，她在关于唐诗品读的喜马拉雅音频节目的基础上，出了一本《四时之诗》，以四季节令为序，品她心目中的最美唐诗。我们也借机和她聊了聊，诗歌究竟可以给予人怎样的影响，家长又该如何引导孩子去读古诗词。
读诗：潜移默化的人生经验
书乡周刊：您一直在历史系学习和教学，而唐诗的欣赏品鉴一般说起来是属于文学范畴的，为什么会对它情有独钟？
蒙曼：在古代文史不分家，写历史的人也都会写诗。在唐史研究中，从前辈学者到现在，也一直把唐诗作为重要史料。所谓知人论世，不管是文学研究还是史学研究，不知道这个人，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诗、能反映出什么样的风貌倾向。
书乡周刊：您从小的唐诗阅读经验是怎样的？
蒙曼：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娱乐，不像现在，就是念念书。韵文总比散文好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好听好念，就比其他书吸引人。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喜欢韵文。我父母都是学文科的，我们家的书都是这一类。我最早看的还不是《唐诗三百首》，是《唐诗故事》，一共四本，是一个地质队员写的，选的都是非常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诗，还有画，特别适合小孩看。
我在县城长大，1980年代，县城新华书店来了新书，店员都会带着书单，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家来请我父母勾。现在想想那个店员也很诗意，一个国营书店，卖多少书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但他喜欢知识分子，喜欢文化人，觉得这家人爱看书爱买书，就宁愿绕一个弯来。我们家也是很开明的，父母勾书，也让我们勾想读的书。我跟我爸爸去新华书店遛弯，看上一本清诗选，他就付钱，也不多说什么，等我出门之后才跟我说，这个书不怎么好，“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跟我说的这句话。这样会引导我去看盛唐诗哪儿好，和清诗有什么区别，这可能就是潜移默化。
书乡周刊：《四时之诗》一书中诗歌的篇目是按照节气时序来编排的，是否想强调古代诗歌的“日常性”，以及和大自然的关联？
蒙曼：是的，和古代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天道，他们对时间敏感性远远超过今天，按着一年四季生活，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写诗也是一样，伤春悲秋，都是顺时而动的，这是古人最重要的特性，也是今天特别想追求的情调。我们今天把自己机械化了，所谓“机械”就是对外界一点都不敏感了。我们说一个人“不接地气”，不是因为太高雅了，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看到春天没有春天的想法，看到秋天没有秋天的想法。我希望这本书能唤醒人的这种意识。
审美：诗歌最大的功用
书乡周刊：在您个人体验里， 诗歌对人有什么样的塑造作用？
蒙曼：古代讲“诗教”，诗歌对人的第一个培养，就是审美的培养。诗能最大程度塑造人的审美情趣。诗里有节奏，有韵律，“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节奏感就出来了。诗里有色彩，“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新醅酒是绿，小火炉是红，酒是静止的，火是跳动的，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和什么可以搭配。诗里有美的情趣，比如古代人写春天，“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如此烂漫，像一个小姑娘学绣花，因为不懂得尺度，把每朵花都绣得复杂，蓬勃得不顾得美，但这本身就是美的，春的情趣就在里面，美的价值观就在里面。诗给我们最好的教育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什么是美，才会知道怎么样去呵护美，这就是善。这也是诗歌对我最大的影响。
书乡周刊：看到您经常强调审美传统和审美教育。这种审美在传统中国是有承继的，但到现在，人对自然内心的体察常常被功利和焦虑所替代。在重建当代人审美性上，古典诗词能够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
蒙曼：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从小背一背，传承下来，已经深入血液当中了，是基因能够接收的东西。用别的方式教育孩子，都不如它来得亲切自然，根深蒂固，一个人学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让他再接受低级口味的东西，他接受不了了。对于成年人来说，审美也是可以提升的，人非生而知之者，任何时候只要向善、向美，都不晚。
书乡周刊：但有人也认为，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是不一样的，以传统的诗词进行现代教化，有时可能是失效的。会有这种矛盾吗？
蒙曼：什么会失效，什么不会失效？技术失效是最快的，但人之作为人，是不会失效的，人的七情六欲，到现在都不变。从古代到今天有些东西是注定要被抛弃的，把古代的东西都取来用于今天，那是很蠢的，但一脚把传统的东西踢开了，你就把自己踢开了，因为你自己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比如上巳节和寒食节都消失了，但没关系，它们被清明节取代了。其中的审美传统也是没有被抛弃的，你现在读起上巳的诗文，比如《兰亭序》，依然会感到它是好的，曲水流觞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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