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原名唐云旌，1908年出生，上海市郊嘉定县人，常用笔名有高唐、刘郎、定依阁主等。他自幼从舅父（清代诗人钱谦益的后人）学诗，家学渊源，打下结实功底。20年代中后期他即为小报撰文，1930年前后正式入职 《东方日报》，成为一名职业报人。他文思泉涌，才华毕露，出手极快，从不爽约，好几家小报都邀他写稿，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巅峰时期，他同时为 《铁报》 《诚报》 《飞报》 《辛报》等六七家小报写稿，每家一篇，每篇几百字，一天要写三五千字。唐大郎从事新闻工作逾半个世纪，写作诗文不计其数，据笔者粗略估算，大郎一生所撰诗文至少在300万字以上，而每篇诗文的字数一般都在五百字左右，如此一平均，其发表诗文篇数之多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大郎并不视自己文章为名山伟业，随写随刊随丢，生前竟然从未出过一个集子。这么多年，不断有人呼吁为唐大郎出版文集，但除了潘际坰、黄裳先生搜集大郎晚年在香港 《大公报》上所刊诗作，1983年在港岛为他出了一本薄薄的 《闲居集》外，其他就一概付诸阙如了。

　　唐大郎自己虽然并不敝帚自珍，但喜欢他诗文的人却很多，其 《高唐散记》 《定依阁随笔》和 《唐诗三百首》等都是当年的名牌专栏，很受读者欢喜，以致 “看了大郎再睡觉”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早在40年代，就有读者自发搜集张罗，有意为他出版文集；张爱玲更是直接建议他将书命名为 “唐诗三百首”，并且认为 “这名字来得浑成”，她还表示唐大郎的一些打油诗是 “赚人眼泪之作”，不能舍弃。大郎擅长写近体诗，写得最多的是七绝，但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律诗还是绝句，都严格按照格律办事，平仄协调，对仗工稳，可说循矩蹈规，一丝不苟。他的诗完全依照韵书押韵，偶有浑押或移韵，也必预先说明。如大郎写周信芳演 《刘唐下书》的绝句：“行路登楼颇耐看，小锣紧打客心寒。郓城托出刘唐美，只在襟边与扇端。”被人誉为 “戏好，诗也好，最能道出其魅人的神韵” （吴承惠语）。大郎对自己的诗也颇为看重。当年他在报上写过一个专栏，名为 《唐诗三百首》，署名 “高唐”，自注 “高唐”两字作“高出于唐人”解。其自负可见一斑。

　　但如只是严守格律，那就不是唐大郎了，更可贵的是，他在旧体诗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做了创新的努力，并且获得了相当成功。黄裳说： “他对旧诗有相当深厚的修养，对前人的业绩，甚至那一套严酷的声律都表示尊重，严格遵守。但他又蔑视一切僵死、腐朽的教条，有很大的勇气来加以突破。”可谓道出了大郎诗受人欢迎的真谛。他的诗，形式上纯属传统，内容上又绝对现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生活，戏院、书场、舞厅、酒楼里的红尘世界，霓虹灯下钗光鬓影，红氍毹上悲喜人生，以及亲朋好友、文人艺人的身边琐事，都是他信手拈来的写诗材料。旧瓶装新酒，信笔吐真言，俚语俗句，艳词乡曲，穿插其间，浑然一体，读来别有风味。他的朋友曾妙笔形容： “在他的笔下，市招如五芳斋，家常菜如咸菜豆瓣汤，电器如录音机，称呼如奶奶，俗语如抬杠、揩油，方言如交关、野豁，詈词如王八、叭儿，诸如此类，都可以入诗。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诗中还出现了 ‘老铅’ ‘皮蛋’ ‘哀’ （扑克牌中的 K、Q、A），还把 Tango的译音 ‘探戈’两字拆了开来，写出了‘老夫欲犯当年瘾，真想投池探一戈’的诗句，真叫人忍俊不禁。” （陈榕甫语）这里可举一例。唐大郎和书法篆刻家邓散木 （粪翁）关系密切，一次，邓散木假宁波同乡会举办个展，唐大郎自然前去捧场，观后并为之赋诗一首，诗后并加注：

　　题粪翁个展

　　昨天去到宁波同，乡会里厢看粪翁。个展恒如群展盛，风姿渐逊笔姿雄。眼前谈 “法”应无我，海内名家定数公。但愿者回生意好，赚它一票过三冬。

　　此诗首二句实为一句： “昨天去到宁波同乡会里厢看粪翁”，予则砍拆成二句者，打油诗未尝有此先例，粪翁先生见之，得勿叱为放屁。而读我报者，又得勿将我骂煞快耶？虽然，编者要我写，我则只有迭票货色，他又不好意思不登哉？粪翁书法篆刻之高，在此无容赘言，其实要我多说一句，我亦说不出什么来也。惟上海所有书画家之展览会，论生涯之美，恒以粪翁居第一位，盖内行固欣赏，外行亦 “吃”来邪气也。

　　此诗颔联、颈联一派唐诗风范，首联、尾联则全然口语，但两者结合却浑然天成，毫无隔阂之处。其诗注尤显 “唐诗”风格，插科打诨，诙谐幽默，看似油滑，却把诗人与散木的亲密关系及其对他高超艺术的由衷推崇写得淋漓尽致。

　　大郎写诗，后面总附以数十字、数百字不等的自注。有人读了他的诗后，对他说： “还是诗注好看。”此话听来颇似买椟还珠，但大郎却引为知己，并兴冲冲地写下一首诗： “昨天有客吾家过，忽然道出诗屁股，名字听来第一回，为之眉色皆飞舞……”诗名即题为 《诗屁股》。其实大郎的诗注，不同于通常的注释，与诗同读是诗的有机组合，与诗拆开，能成一篇绝妙的小品文。李君维对此有很精彩的评论：

　　例如他做了首七律 《百合》之后，写道： “每年买百合一二十斤，由夏天吃到秋末。下午煮食，剥洗工作由我躬为之，因我起得早，剥得早，可以在清水里养它几小时也。我从小到老吃百合几乎没有间断过。它有时带点苦涩，我觉得味道更好。陆放翁说： ‘一盂山药胜琼糜。’我却想不出山药会有什么好的滋味。十五年以前，读过茹志鹃《百合花》的文章，那文章写得感人肺腑。也从此使我知道了百合花是什么样的。原来我小时候家里的土布被面和褥单，以及葛布的蚊帐，我祖母统称之为蓝地白花、或者白地蓝花的那些花纹，都是百合花。因此对茹志鹃的文章更加怀念。后来看到报刊上有她的文章，总买来恭读。在这里想说些题外的话，上海的大作家，我认识的不多，柯灵算是最早的了，四十多年；三十年前与黄裳订交；到今年（一九八〇），才幸会了巴金先生。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我衷心赏爱的两位作家，至今还素昧平生。一位是王若望先生，一位便是茹志鹃先生。”这类小品文字，内容充实，或叙事、或抒情，时拉近、时推远，亦庄亦谐，半雅半俗。率性挥洒，不拘一格。文字自具个性，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黄裳也这样认为： “刘郎的诗与注是不能分割开来的。他的注有时比诗写得还好。这些随手写下的诗注有时就是很好的杂文。”

　　其实，诗歌这种体裁，决定了它言不尽意，贵有余韵的特点，而写纪事的诗，因历史赋予的丰富内涵，更难言明说清。故 “纪事诗”这类作品，读者看重的往往是诗后的注，也即诗外附带的情节说明：本不知道的藉此增长知识，原先知晓的体味故事背后的奥妙，有兴趣研究的则从中发掘宝藏；或言一般人欣赏的是其中的故事，而研究者则对其中的史料更感兴趣，视之为第一手文献。唐大郎的 “打油诗”固然出色，但若无注，其魅力则不免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