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大学里主攻英国文学,但是欧洲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都与法国文学密不可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戏剧,再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而20世纪初期居住或流浪在巴黎、伦敦等城市的英法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从艾略特的《荒原》中读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于是对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硬着头皮读起了法语的波德莱尔。碰巧我的第二外语是法语,于是便开始阅读法国诗歌。这次冒险,为我打开了英国诗歌之外的广阔视野。法国诗歌跟英国诗歌有诸多不同,但在精致、优美方面各有千秋。我一直苦于没有一本系统地介绍法国诗歌的专著。我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发现过一部1940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也读过一部1970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但总觉得不太满意。直到毕业后很久,我读到郑先生著的那本《法国诗歌史》,才觉得真正挠到了痒处。这是一本专门介绍法国诗歌的书,从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开始讲起,详述七星诗社、拉马丁与浪漫派诗歌,再讲到维尼、雨果、巴那斯派,特别是讲到波德莱尔,以及兰波、魏尔伦、马拉美这几位法国诗歌史上的核心人物,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书的最后以法国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作结,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作品。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横向比较、纵向关联。有些作家虽然属于一个流派,但他们可能是貌合神离的,要注意分析同时期作家之间的区别。比如兰波和魏尔伦,他们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诗风是各有特色的。同样,不同时期的作家,有些表面上属于对立的,但其实却有着内在的继承关系。比如拜伦,他虽然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但他和古典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些文学史只注重材料的堆积,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缺少分析。郑先生的这本《法国诗歌史》有史料、有分析,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郑先生具有这样敏锐的史观,跟他亲身从事诗歌翻译有关。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选,他在译诗方面不仅注重译意的准确,而且还尽可能保留了原诗的形式。他认为原诗押韵的,译诗也最好是押韵的。波德莱尔的诗十分整齐,那么译诗就不能长长短短,犬牙差互。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在做到语言流畅之外,基本上做到了每行字数都比较齐整,这些是郑先生在译诗方面的特色。郑先生的文学史有译诗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也相当厚重。
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当我在思考英国诗歌史上涉及法国诗歌的一些问题时,首先会捡出这本书来翻阅,然后再按图索骥,查找各种诗集中的作品,将法国诗歌作为英国诗歌的参照加以研究。
郑克鲁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读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郑先生无论是在著作还是翻译方面,都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列。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沐浴着阳光雨露,但如果缺少一位给我们播种的人,这片土地就会逐渐变得荒芜。就我个人而言,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为我播撒了最初的文学种子,这些种子在我的心里成长发育、开花结果。现在我也从事一点文学翻译工作,回想起来还真的要向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说一声——谢谢!
谷雨前后,撒花点豆、种谷子。这时,常有一场雨应时而落;真是好。好雨知时节,润物,又不喧嚷,像好脾气的人,善解人意,把好事不言不声地就做了。
决策管理机构的毅然出手,脱钩学校的“特长生产业”还会受到追捧吗?其实这是一个市场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教育相关问题,所以还真不好说。
能不能在某一天,某一时间,暂时丢下这些营营的忙碌,让灵魂诗意地栖居,让“此身”真正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