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趣，历来被认为是宋诗美学里一抹奇异、美丽的光彩。王永举例，苏轼的诗就始终理趣盎然，例如大家熟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声，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发生的感应与交流。

　　王永认为：“宋人从万物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包括一些生活的哲理。唐人情感讲得多一些，宋人哲理讲得多一些。”

　　唐诗的意象趋向笼统，奔走于那豪迈的青天白日长河；而宋诗则注重细节，去细致入微地诉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胡晓明此前在解读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之时，深入剖析道：“梅子酸，用身体感觉写出夏天的节令，也是宋诗的日常意味；而芭蕉之绿被阳光反射到窗纱上，则是宋人的影之美学与清之美学合一。”

　　在胡晓明看来，既能认识到人生是梦幻光影，又懂得热爱生命、珍惜美好；既不过于沉溺人生，也不夸张超越的体验，即为宋人达到的高度，而后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宋诗学的文化高度。

　　关于宋诗的气质精神和细腻技法，王永认为王安石的诗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石林诗话》记载，“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王安石有一联叫“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

　　“大家都觉得这一联好，王安石自己出来解释说你们说好，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看到味。你看我这个里面是上下两联都是对仗的，我上联是安五柳，五柳先生陶渊明，下面和它对的地方是庚桑，庚桑是庚桑楚的简称，是庄子笔下的一个人物，所以五柳和庚桑这都是两个古代人物作为典故进行对仗的。但是王安石说，你们没看出来的是五和庚之间我也用了对仗了！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其实隐含着一个‘七’，切合上句五柳的‘五’来对仗的，所以说王安石的诗歌笔力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王永感觉，若说唐诗包含直抒胸臆的浓重色彩，那么宋诗，则是精心构筑的灵巧天地，在细密的结构脉络里包含诸多值得玩味、富有创造性的东西。

　　关于唐宋诗之争，历史学家、文学家缪钺讲过一段经典的话：“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把唐诗和宋诗摆在一起“较量”，人们或许始终会为地位孰高孰低喋喋不休。但此间排序又有何要紧呢？宋诗异于唐诗，自有风采神韵，能与唐诗“并肩诗衢”。更重要的是，宋诗，能让我们靠近一种文人风骨，重新定义一个或许被低估许久的文化刻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