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舞厅》：

　　“狂欢”中的身体突围

　　二高的《来来舞厅》，也许是这届培青计划在舞台上最“放肆”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直接将舞厅里的那种完全放松、恣意、酣畅淋漓的舞动及其能量在舞台上释放了出来，一举击破了我们这个舞蹈圈子的固定审美。然而，这不仅仅是一次美学意义上的爆破，这种世俗的但又不是日常的舞蹈身体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突围。身体的本能首先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但为什么只能在舞厅里释放？舞厅对于人和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是这个作品追问的核心。作品利用影像以及1980年代流行的舞厅音乐设置了一个历史和文化语境，让人看到这种舶来的舞厅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曾经的、当下的，甚至还会是未来的社会意义。作品用夸张的流行服饰制造出一种狂欢气氛，并始终不断地让身体沉溺在这种狂欢中。

　　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探讨过“狂欢”的意义——狂欢使得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被取消，底层人需要这种临时性的狂欢来释放这种对立情绪，然后再回归到原有的秩序中。他看到了这种临时性“社会空间”的价值，一个取消了阶层、人人平等参与的存在。“舞厅”这种空间也是如此，它构成了对原有秩序中某种规训的消解，更有可能对新的主体性进行建构。这种欲望贲张的异质性身体在舞台上令人瞠目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美学突围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提问。

　　《我什么都没说》：

　　身体在语言中的逼仄困境

　　如果说二高作品中的身体是在舞蹈的社会学意义上提问的话，那么编导连国栋在这部作品里的提问更具有语言学或者哲学层面的启发。当然，作品的现实指向也是一目了然的。

　　当语言生产了我们，理性规训了我们身体的时候，自由何在？生命何为？此时，身体作为语言的能指，似乎是可以挑衅语言、进行突围的一个可能。这是作品的可贵之处——它聚焦在语言和身体的关系缝隙里，使我们一窥二者彼此的纠结和冲突，以及因此而显现的人在某个特别语境里的极端困境。它让人看到的正是作为能指的身体，在试图刺穿铜墙铁壁一般坚硬的语言所指时的艰辛。也许只有在语言以及语言所规训的身体边界上，才会让人意识到人何以如此窒息。

　　在连国栋所构建的几个舞蹈段落里，他着意的正是这个裂缝的所在。他分别用戴在脚上的红色拳击手套，用无声的说话和摔倒爬起，用某种生理行为和刺激声音的对比，甚至用破碎的酒瓶暴露这种冲突和困境，也寻找逃逸的路径。这四个段落选择的都是身体与周遭的某种对抗将要爆发的临界点——四种极端的甚至荒谬到不得不以本能抗拒的情形。国栋在处理身体的躲闪腾挪时，流露出他的愤怒、挣扎，也流露出他的无力。作品利用这个边界，让我们看到一种极端难以逃逸的困局，这种困局更沉重，更悲哀和绝望。国栋在这个作品里使出浑身的能量，吟唱内心还存留的一丝诗意，那是这些缝隙里隐隐存在的光亮。

　　显然，以上作品一并出现在培青计划的舞台上，说明了这个舞台开放的态度和实验的勇气。这是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组织队伍，从创始至今，在很多业内外专家的支持下，它的步子既低调而踏实，也坚定和开放。不断有年轻编导从这个平台上走出来，也不断在帮助青年编导实验创新。显然，这个平台也是一股青春的能量在运转，当然也是希望在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