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所论不限于河北，所引大多也是传世名碑，但论述与考察的则是在市镇中心或四达通衢建立德政碑的政治寄意。其中论述重点，则在于中唐后河北一带不断出现的远逾规制的巨大石碑，不断挑战立碑之极限。鹿鸣认为占据城市中心的大碑，既表彰德政，更宣示权力，显示中央对地方治理之认可，更是节度使权力合法性的外在展示。

　　《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承续上一篇的思考，做一个案考察，研究魏博前期田氏家族掌控半个多世纪的军政往事，以史籍与碑刻互参，从反复多次的叛附变化中，解读朝廷与魏博之冲突角力，双方政治默契的形成与运作，揭示君臣合作表象下的各取所需。

　　《刘广之乱与晚唐昭义军》以新出李裔墓志为依据，分析乾符四年发生在昭义军的刘广之乱，揭示在李德裕平泽潞三十多年后，早已被彻底诛除的刘稹家族，在昭义仍然有很大的号召力。鹿鸣梳理刘氏三代经营昭义时期的权力结构，认为这一时期军众享用丰厚的给赐，成为以此维系忠诚的自利团体。会昌伐叛后的善后，中心是遏制节帅自立的行为，但无法抑制骄兵欲壑难填的贪求，因而骚乱不断，进而揭载中晚唐藩镇内部普遍“骄兵化”的演变过程及影响，较以往仅从中央与藩镇关系入手的观察，开辟一新的研究取径。

　　《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是本书七篇中最早写成的一篇。罗让是文德元年靠兵变夺取魏博帅位的罗弘信之父，兵变发生时已死十三年，碑的作者则是晚唐著名文士公乘亿。《全唐文》收此碑残缺不足200字，我早年编《全唐文补编》时从正德《大名府志》辑出者逾3000字，抄出时亟感重要。鹿鸣得友人之助在河北大名访得原碑，并搜寻善拓与多种方志所载录文，文本校录胜于我之初录。他从唐末变局的大背景下来梳理魏博一镇的几次换帅风波，特别是韩简之败亡与乐彦祯之上台，继而从碑中读出牙军与乐氏父子的矛盾，并在数日内两度废立之隐情。在碑文解读方面，鹿鸣用功极深，从罗氏之种族、罗氏先世在军中的地位以及罗氏在军乱中的冒险行为，来解读其最后之胜利。为亡故多年的父亲树立穹隆巨碑，鹿鸣也从罗氏掌军之合法宣传及内外宣白的立场，来解释其政治意味。

　　港台新史学代表人物杜正胜曾在《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中，说明旧史学以王朝更替、政事兴废、人物褒贬为研究重点，新史学则应更多关注民众生活、民族群体、思想宗教、礼仪风俗，对此我十分赞同。然而展开几十年，曾经新颖的课题经过许多人反复论讲，也不免会变成老生常谈。鹿鸣之上述诸文，从严格的限定来说，仍属于唐代政治史的课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史学的格局。但如果仔细斟酌，又不难发现他对于新发现唐代文献之全面细密的把握，并在利用这些文献发现问题、探求传统史学无力解决的历史重大事件真相等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显然得益于对新史学十八般武艺的全面理解与掌握。他的这些探索和进取，正符合我近年的基本主张，即无分文史，无分新旧，取资新文献，发现新问题，掌握新方法，提出新结论。在这些方面，我虽乐见年轻人之开拓，但自感衰惫，难与诸君上下颉颃，仅能写写随感，助兴而已，不知鹿鸣能见谅否。

　　仇鹿鸣博士生长上海，早读群籍，在复旦历史系完成本科到博士学业，得韩昇教授指导，26岁以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获博士学位。此书增订后至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稍得中外学者好评。从2008年起，他在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协助我校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史，因工作需要详读正史文本，并掌握文献研究细读诠解文本的能力，研究领域下移到中古后期，学术视野与研究业绩也与日俱进，探求务能追根穷底，气象更为端庄冲融。

　　我始终觉得，中国百年剧变，在动荡与波澜间学术数绝而得存续，其内在生命力完全得益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时稍升平，年轻一代学历完整，学接域外，视野开阔，方法娴熟，倘能继武传统，立足当代，精进不已，自会人师辈出，成就臻盛。复旦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坚持读书，长期共习，不受时风所左右，不因权威而盲从，自取新路，各成风貌，我拳拳有待，知其间必有能大成者。鹿鸣亦其一也，读者于其已刊专著与论文，当可体会其心气，是毋庸我多言。

　　权为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系为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所撰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陈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