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伷墓志

　　韩愈名文 《送董邵南序》，学者知之详矣。古文家见其波澜曲折，一气流注，二处“董生勉乎哉”，深情绵邈，情见乎辞。历史学家读出安史乱后河北与朝廷之对立，失意文人连败于科选，不免移就河北诸镇。韩愈值德、宪之间，河北游离局外，已近五十年，声气渐阻，真况难知，用几句熟典，希望宣达皇风，教化豪杰，出而拥戴明天子，自是文章家之愿望。董生行矣，再无声讯，韩愈晚出使河北，官民隔绝，未必得深入民间。“风俗与时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之问，终无人能清晰回答。

　　今人治隋唐史，就基本文献言，即史籍与诗文。史籍虽有公私撰著之异，诗文亦各有撰写缘起，然经千年汰选，存者多近官方立场，异端多湮没于时间与公识，而敦煌文书与石刻文献能存当日之真迹，故尤为可贵。安史之乱起自胡将拥兵强盛，野心者欲窥取大宝，未半年席卷北中国，其战力之强，可以想见。虽大乱稍定，河北旧部拥兵自守尚逾百五十年。其间战守攻取，崛强示弱，无数反复，史籍虽有存载，皆唐廷及其臣僚之言，至如安史举叛之宣言与目标、内部人事之组织与冲突，河北叛镇能长期存在，其内部之管理与权力分合，则因彼方立场文献之完全缺失，难以作客观公正之认识，史家每以为憾。尚君近年颇喜读近代史论著，至若中外冲突，各方档案具在；朝廷党争，涉事诸君日记及来往信件具在；民变及战端，公私记录具在：因此而可作客观之研读与深入评析。中古无此幸运，学者所见多断片，立说能不细究而审慎欤！

　　鹿鸣新书存旧文七篇，利用唐京畿与河北石刻文献，讨论与安史叛乱及河北割据有关之诸问题，颇多特见。诸文发表时，曾先后获读。本次结集，作者多有增订，并新撰结论一章，总括其对中晚唐历史变迁的思考，成一较有系统的论说。因作序而再读，更多欣会，以下略述所知。

　　《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是以洛阳藏家齐运通先生所藏严复墓志为主要依据写成。严复为鼓动安禄山谋反的重要策士严庄的父亲，安举兵后为唐军所杀。墓志撰书者皆负一时重名，刊刻之精良也堪称精品，更特别的是内容完全站在伪燕政权之立场来加以论述，并托严复之口传达其子，谓时四星会聚，为“帝王易姓之符”，为叛乱提供天兆。志中更有安禄山“功纪华戎，望倾海内”“义旗南指”，“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鹿鸣从中读出这些不仅是严氏父子之妄言休咎，并以充分的论证说明此为严庄替安禄山营造改朝换代合法性，即新朝应合天命，有符瑞谶兆助扶国运的谋略。此文发表后，鹿鸣更进一步发现玄宗天宝时期改制承汉统，更定德运次序，也曾掀起不小的波澜，以致诗人杜甫亦迎合风习，附会献赋，获授官职。这些分析，层层深入，可以看到宋以后严禁谶纬之合理原因，同样的事由可以为朝野不同立场作根本对立的解读。从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之论列，唐传入日本的图籍，方术、星占、堪舆类著作约占总数之三分之一，似乎大多还没有进入研究者之视野，大约与现代学术没有这些学科有关。

　　《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乱中的沉浮》发表于最近一期《文史》，撰成不久。王伷出身琅琊王氏，天宝末仅任采访支使，地位不高，但在乱中一陷于安禄山，从降臣萧华到河北安抚州郡；二在相州依安庆绪，更与另一以名节知闻的邵说往附史思明于幽州；三则在史再叛，唐九节度兵溃邺下时，以“死无所益”的理由再度从逆；四则从思明子朝义，据说在朝义弃保河阳时，他因“矫陈利害”有功，归唐后不但未受追究，反获任用。在叛乱八年中，先后追随伪四帝而得安全归唐，王伷之浮沉太富有传奇色彩了。鹿鸣敏锐地发现此方墓志之价值，清晰梳理出王伷经历的所有事件与涉及人物，揭出许多沉晦的真相。鹿鸣之讨论并没有终结于此，他从王伷个案分析唐对贰臣人物从最初之严厉处置，到稍后之网开一面，以及对旧臣与叛军之区别对待，受胁迫与守忠义之道德评价，围绕惩治叛臣、追复官爵、赠予谥号等事件之反复争议，从唐宋时期的家国忠义观念逐次变化过程来讨论个案的典型意义。就墓志文本研究来说，自有特殊的意义。

　　《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一瞥》一篇，研究安史叛乱时期墓志中涉及伪朝年号所见叛军对占领区域的实际掌控以及伪朝治下的墓志书写，前此已经有多篇论文加以分析。鹿鸣此文后出有新意，一是他掌握的涉伪朝年号墓志多达六十篇，类型也更为丰富，远超前此各家之所见，二是他特别关注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关系之辨析，不赞成用宋人方特别强调的正统观来对部分墓志隐微寄意加以拔高，分析各类墓志叙事兼及唐、燕国号之真实状态，承认许多仅是据实记录，并无深意。他从墓志中读出安、史两家先后政权的正伪之争，发现一些家族因依附伪朝而得改善经济，并乘乱完成先人之归葬，都可见到他读书的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