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夺宝？

　　没头没脑的金印与自述身世的金锭

　　民间流传的沉银传说，都与张献忠江口之战有关。但展览开头的几件文物却把历史拉进了更广阔的空间。头一件是独立展柜中的“永昌大元帅”金印。此件文物系盗挖，后被追缴。倒卖过程中它曾被卖出了800万的高价。这件罕见的金印首先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难题：铸造于癸未年（1643年）仲冬的它到底是李自成的还是张献忠的？众所周知，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而张献忠自1643年起，便自称西王，到1644年称帝后，年号为大顺，似是对李自成的回应。那么现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帅”到底指谁？此印又有何来历？此物甫出，便引得学界争论不休。置身事外，细思美物流转背后的风起云涌，却令人无限感怀。

　　没头没脑的“永昌大元帅”让人困惑，“自述身世”的金锭则令人心情复杂。沿展线前行两步便可看到长沙府“岁贡王府”五十两金锭，上有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可知此金锭原为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占领长沙，至同年冬天，几乎占领湖南全境，此金锭想必为这一时期从明藩王府中所掠。与抢掠藩王相对的是，占领长沙之时，张献忠宣布三年免征税粮，民众欢呼雀跃。明末农民起义多因明王朝横征暴敛而揭竿起义，免征税粮自是胜利后的题中之义。但是不征民税，何以支撑自身进一步发展？

　　金锭便是答案——找官府、王爷、富户追赃助饷。明代末年，贫者无立锥之地，连不少官军都一贫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库之中却普遍积金银百万。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攻破襄阳之后，抄没襄王府，然后“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同年李自成攻打洛阳，有人劝洛阳城中福王朱常洵拿出自己金银解决军饷问题，以鼓舞士气，解燃眉之急。但朱常洵爱财如命，一毛不拔，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抄没王府，看到福王府库金银堆积如山，不由怒斥福王；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攻破武昌，抄楚王府，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拉了上百车，张献忠叹道：“有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平寇志》）

　　各地王府富甲天下，财富又从何来？无非是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取之于民，却不曾用之于民。身世坎坷的金锭微光闪烁，交织着明末民众的饥寒交迫与藩王高官的穷奢极侈，折射着起义军的愤怒与显贵的吝啬。

　　早先张献忠们流动作战，抢掠富户金银宝货，可助为军饷，壮大实力。但张献忠四川称帝之后，仍以此道作为政权的经济来源，暴露了他的局限。明史专家顾诚先生认为：“从现有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的各级政权和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决了温饱，若想拥有稳固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在群雄之中异军突起、争霸天下，最重要的“宝货”便不再是金银，而是人才与人心。当了皇帝的张献忠，夺取金银得心应手，用起金银来也是有模有样，但却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下，疑神疑鬼，渐失初心。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原本投诚大西的官绅地主纷纷叛乱。张献忠察觉到这股势力之后，认为读书人一般多出于官绅家庭，遂以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名，让各州县将生员送至成都，尽皆屠戮，杀了大约五千余人，以此报复官绅的叛乱。而各州县一旦发生叛乱，张献忠往往不分良莠、滥杀无辜，这一切让大西政权渐失民心。江口一战，张献忠失宝，宝货并非失于江口，而在他挥刀滥杀的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