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灵 ——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鲍鹏山 商务印书馆

　　一部文学史，鲍鹏山写得有些“任性”

　　文学的目标不是培养专业人才，而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内心变得柔软

　　陈梦溪

　　鲍鹏山写的文学史《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其中一章写到两首文学史上并不是那么著名的词：《忆秦娥》（萧声咽）与《菩萨蛮》（平林漠漠）。这两首词因是否为李白之作而引发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议。于是鲍鹏山在分析的开头写道：我今天就这么不讲理一回，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开一回玩笑。他们把艺术讲成僵尸，讲成庸俗肤浅的政治经济学与夫似通实不通的考据学，把作家讲成只会简单条件反射的低级动物。……过分的“学术化”是艺术与心灵的终结。可想而知，这部文学史是感性的、个性的，也是有趣的，新奇的。

　　鲍鹏山除了文学史上公认的陶渊明、李杜、苏辛、曹雪芹等大家，还不吝笔墨写了许多“遗珠”。文学史往往一笔带过的谢灵运、鲍照、左思、刘琨等，他都用了单独的篇幅去写——倒不是写他们对文学史的贡献，而是他们的诗歌中露出的与我们内心相通之处。他写谢灵运用了一个双关“没安好心”，虽是小人却不讨伐，分析他为何山水诗中充满奇绝险峻，全无陶渊明的安然闲适：“他游山玩水，竟然一日百六七十里，这哪里是游玩，这简直是在赛跑，是和自己烦躁的心赛跑，想把它丢在后面。”“王杨卢骆”在他心中也有不同于文学史上的排名，他最爱卢照邻，洋洋洒洒写《长安古意》的繁华恣意与诗人的冷眼旁观，似乎与初唐气象格格不入，但此“非典型”之处又别有动人之处：赶上了好时代，但偏偏垂死病中，无法尽享。

　　除了文学，鲍鹏山还会将文字背后的价值观做出哲学和社会学色彩的解读，甚至是用现代哲学的体系去观评古代艺术，这样一来，就得到了富有当下精神的别样视角。比如在写两晋南北朝文学时涉及到“竹林七贤”，鲍鹏山即将每个人迥然的个性与价值观做了区分，他们出身不同、境遇不同、性格不同导致了他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文风自然也天差地别，不能因为传统的文学史习惯于将同个时期的几位文学家并为一列，就面目模糊地混为一谈。

　　在写诗人阮籍一章时题目是《生存还是死亡》，这句莎士比亚名言一下点出了他本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气质。他写道：“阮籍一方面忧生惧死，另一方面又不免觉得这样活着太无聊。前者出自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动物性的；后者出自对生命尊严的理性思考，是人性的。所以他发出疑问：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通过大量阮籍诗歌的解读剖析出他是个几乎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充满了对世界及人生不确定性的忧虑，让人不禁联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

　　总被一同提及的另一诗人嵇康，作者认为他有着阮籍到不了的高度，与前者的颓丧懦弱相比，嵇康“有拼却一死、绝不苟且”的勇气。文学不是象牙塔中的智力游戏，嵇康指出了人性的伟大，而阮籍指出了命运的伟大。鲍鹏山二十年前初读阮籍时，对他的个性不太欣赏，更喜欢刚烈的嵇康，甚至在发表的不少文章中对阮籍有贬低和揶揄。写作这本文学史的时候他已年近半百，忽然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不宽容，“对人性的丰富性还缺少更宽广的认知与同情”。实然，读文学史不仅仅是看到名家名士的风流与苦闷，更能够通过这些联想到自身，文学最大的力量就是由彼及此的力量。如璀璨繁星的文学作品中，总有一些是与某个个体心灵相通的，我们以现代文明的视角看，一些在文学史中饱受诟病的诗歌与诗人，是否才更具有人性，更接近我们自身。故而鲍鹏山感慨：中国文学史太丰富了，丰富得让人奢侈，让人不懂珍惜。很多杰出的诗人及其诗作，我们都随手放在一个地方……不管他在这个地方是否委屈。

　　“它太不像文学史了。”鲍鹏山在后记中说，他受恩师贺圣遂先生之邀，花了三年写成了这本“特别的文学史”。他长期在高校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此段经历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都觉得，讲述文学史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偏重学问、研究的，追本溯源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适合于文学的传承，尤其凸显在对每一种文气、文学风格、文学流派的追本溯源。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写论文。另一种，是以让人们喜欢文学、爱上文学为目标的传播方式。《中国人的心灵》就是这样一本书，它从感性的角度来述说中国文学史，确有些“任性”。

　　文学即人学，《中国人的心灵》基于文学史书写，从文学活动出发关照作者与读者、典型人物与典型性格的发展与互动过程，回归与放大“人”的心灵世界，从而穿越时空，引起与今人的广泛共鸣。在写作视角与行文特点上感性而灵动，读来使人兴会淋漓、大呼过瘾，无怪乎有人说读这部文学史“比读小说更精彩”。文学是可以分析的、文学史也是可以学习的，但文学此中的真意，非用感性不能体会，况且就算明了，也多半“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