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四十岁之前和四十岁之后，于余秀华是前半生和后半生。旁人看来，她在后半生出名、挣钱，有了诗人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但余秀华并不因此否定前半生。她笑，“我的前半生没觉得特别痛苦，回忆让我觉得非常知足。除了婚姻之外都好，现在（离婚后）更好了。”

　　住进新房子，也是一件“更好”的事之一。2017年春节，横店村三百多户居民搬进了统一规划的新房子，住得更近了，但她原来那种在自家小院里养小动物的宽敞日子也难了，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横店慢慢不动声色地消失，这让她开始有了此前从没有过的乡愁，看着变化却无能为力。这是城镇化带来的乡土症结，也是人尤其是诗人的常情，《无端欢喜》中有一章便集中书写了故乡的常与变。然而正如余秀华说她自己是“随遇而安”的人，情感上或许对已逝的事物有些留恋，但与她面对面谈及故乡时，从理性上，她有清楚的认识：“新东西产生，旧东西消失，是必然的过程。丢掉的都是好的吗？也未必。只是不管好的坏的，总会心里不安。熟悉的生活有安全感，不熟悉的环境总是让人不自信，不是对这种生活的恐惧，只是对未知的恐惧。我只是把好的坏的都写出来，这才是真实的情感。”在生活上，“我觉得挺好，我爸也觉得挺好，自来水、暖气、绿化，设施比原先好多了。”乡愁是乡愁，生活总还要真的过下去。她甚至觉得，住进了新居，各家原先的小院却还没拆，是对国家资源和精力的浪费。她是很想得开的人。

　　她在文章中反复写着故乡的春色，旧院子荒芜了，她就在春天搬到新居的阳台上，养了许多许多花卉植物。她也反复写她的植物们的生长姿态，写它们带给自己的愉悦美意，不难看出她是真的喜欢那些安静又旺盛的生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巡视”，“看着它们成活，发出一个新芽，一个人就和一棵植物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情分。”说起植物来，余秀华显得异常快乐，像个业务不熟练的生手园丁一样分享种种“我爱花，花不爱我”的失败案例，比如，“我很傻，冬天下雪，很多天没浇水，有天出太阳了，我就想着浇点水，没想到水把根溺在里面，冻死了，就这么拜拜了。”她忍不住笑起来。她身上始终有农妇对土地的情感联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亲近自然理应是本性。比起人来，她更愿意和大自然在一起，“跟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人还没有花好看。”

　　说爱

　　爱，依然是余秀华的养分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对余秀华的批评或曰偏见里，有一条便是她的惊世骇俗的爱欲，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去诚实地书写爱。散文集的最后一章叫“你可知道我多爱你”，甚至把她爱过的男人们都汇集在一起。余秀华笑：“是编辑要这么编，她很坏，搞得我像个花痴。”又坦诚说，其实今年倒是对爱没什么兴趣了，“不想谈恋爱了，也不想喝酒了。我以前总做梦，现在不想做了，心境不一样了，可能是老了。”为什么变了？大概是因为察觉到“心动之后太容易心死”。余秀华自认是“纯情多情而不滥情”的人，在诗歌中，她笔下的爱往往炽烈坦荡，但在真实的爱里，她常常是自卑的那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不去主动追求，默默排在后面。这种心路历程她讲述过许多遍，但最近想通了，动心后忘情也是好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碰不着了，你也不用理我，我也不用理你，舒服就行”。在这样的心境下，她现在想跳出爱，写点别的。

　　余秀华红了三年，热度不减，新闻依然时不时见诸报端。她开玩笑道，“实在没新闻还有‘绯闻’嘛。”但旋即又认真地补充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所谓红之后都有不红，一个人不可能红一辈子。一个作家的作品很畅销，或许能起到传播的作用，但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还是有些拧巴，冲动，脾气犟，爱说真话，性格上有棱角，一骂我我就坐不住，但我慢慢在改，我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会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