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人之命
翁文灏这代人,年少时拖着辫子,从私塾走向新式学堂,后来辫子剪掉了,出国留学从中国走向国外。他到西欧各国游历考察过,亲眼目睹了他国工业发达程度,深知发展工业方可强国。年谱里,1939年10月10日,直接引用了翁文灏发表在《中央日报》一段文字:“经济建设固然要以国防为中心,但对于提高人民生活也应特加注意,因为经济建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民众脱离穷苦生活,享受现代的幸福。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巩固国防,提高生活。简言之,是要强要富。”虽是征引,编者却有春秋之意。
身居要职的翁文灏似乎一直在承受着内心煎熬。一方面他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后极力想避而远之,一方面又在尽己所能为多难的国家做点事,能做一分是一分。他与孙越崎有过一次长谈,聊到了自己日后的去向。此时的他已五次上书蒋介石,说自己原为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现在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他厌倦了做官,只想去搞一点“实际事业”,这个“实际事业”便是创办一家中国石油公司,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石油供应问题。能源是现代工业前进的轮子,抗战时翁文灏组织玉门油矿的开发,令他深切体察到石油工业对国计民生的意义。1946年5月,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最大、唯一的国营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按翁文灏制定的远景,公司将集勘探开发、炼油、卖油多管齐下,它的全部家当,除了玉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还有抗战后接收的台湾高雄、大连炼油厂、锦西炼油厂,以及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的储油所。
但后来时局发展没能给他机会。国民政府行宪组阁时,翁文灏被蒋介石硬生生拉上了战车出任行政院院长,这列战车仅六个月零两天便在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中灰飞烟灭。
翁文灏身上,胶着了各色纷繁复杂的标签:地质学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归国的爱国人士。这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代表人物,是胡适推崇的“好人内阁”的典范,在国民党政府内,凡做过行政院院长的,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像翁文灏那样两袖清风,可惜他生不逢时,一身清名被梁木已溃的那个政府玷污了。他半生的希望和幻灭,都变成了昨日的半杯残酒,一盏孤灯,一段蒙尘的历史。有人叹谓翁文灏是“苦人”,胡适说,翁詠霓,命也。
斯人已远
当年那场车祸发生时,还在协和医院养病的丁文江,与医生争执着要强赴杭州,他只有一个念头:“詠霓这样一个人是死不得的。”后来他赶到杭州,把在翁文灏病榻前的感想写成了《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地质调查所是个穷机关,没有汽车。他正代理清华校长的时候,清华有汽车。可是他除去到清华来回外,从不用学校的汽车。后来所里经费稍有增加,大家都劝翁文灏买一辆汽车,翁文灏却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了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一年后,受命为大西南备战准备的丁文江,在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时,不幸因煤气中毒身亡。为救丁文江,翁文灏从南京飞抵长沙,甚至动用了蒋介石专机,想把丁文江接至上海治疗,可惜已无力回天。
命运的多舛,令两人都为对方写下过追忆文章,一个死里逃生,一个撒手人间。倘若翁文灏一直搞他的地质,至少他能延续好友丁文江的夙愿,将中国地质和他一生的学术贡献再光大些,他一生也会更纯粹些,但这样的假设有时就像水中月镜中花。翁文灏曾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不过如此》文章,刊登在《独立评论》上。文章里,他说自己“原只想在自己范围内做一些于自己兴趣相合的工作,可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悲痛和烦闷是当然的,我自问还有三分血性,要紧的是认识到认真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像中国这样积弱积贫积愚积乱的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非但要努力,真还有拼命,就像义勇军,把他的子弹打完了,就是死在沙场,也算尽了国民的责任,叫世界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
这段话距离现在仿佛已是很久远的事了,如今读之,犹自觉得难过。做学问的,大凡有两类,一类为民族的命运殚心竭虑,他的学问是用来济世安民的,另一类只对学问发生兴趣,为学问而学问。放下学术功名的翁文灏无疑成了前一类。一个因车祸险些丧命的人,后又起身去承担一份看似宏大而实际的东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履行着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在那个山河破碎时代,这样勇毅笃行、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翁文灏年谱》我断断续续看了数年,没有哪个人年谱让我看得如此之慢。如今在杭州已找不到广济医院的踪影了,唯一指认可辩的,老杭州人告诉我说,现在浙二医院的前身就是它。医院门前每天都车流不息,处处尽是安好的美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惊全国的生死抢救,以及背后一个时代的风云。
知翁文灏很难,当我读完年谱,还是没能懂得他的全部。如今关于翁文灏这个“人”的鲜活描述,很难见到。我唯有一次在宁波文史资料上,看到这样一个细节:翁文灏回乡从不车马相随,总是穿着长衫,独自一人散步在村里的田间阡陌中。
这穿长衫的背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