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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奠基者翁文灏和他的时代 穿长衫的背影

2018-06-22 15:07:37 北京晚报

  

  

  ◀翁文灏(1889—1971)

  ■王梅

  有一阵子,我很着迷年谱。夜晚灯下,一杯清茶,窗外七八声雨点打在窗台上,年谱里特有的时间感一下横亘过来,一个人一生行迹和命运的隐语都能在这里找到。

  《翁文灏年谱》是我翻阅最多的一个。

  他掌管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被称为近代中国地质科学的“圣地”,一百多年后的我辈有幸还能在北京一条不起眼胡同里找到旧址——兵马司胡同9号早已改为15号了,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它以前的老称呼。它的建筑模型如今陈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展厅里。十多年前,台湾籍矿冶工程学会的学员曾专程到兵马司胡同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

  地质泰斗

  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央地质调查所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但倘若说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就会少了些生疏,八十九年前这一轰动世界的发掘和研究,便是翁文灏领导的这一调查所的功绩。那时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很少有人知道地质学是干什么的。刚开始还招不到年轻人来所里工作,谁会想到,后来的它为近代中国科学史标注了闪光一页,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地震学、土壤学等各领域的杰出人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界6名院士有4位出自兵马司胡同9号,而到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有近50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同行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那真是一个激情奔腾的岁月,作为当时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被视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难怪胡适在点评一周国内大事的文章中会这样写道:“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而翁文灏这个名字,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经代表了一个学术的高峰,在中国地质学,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矿床学、地理学、地震学做出了许多拓荒性贡献。燕山运动理论、中国第一本有关矿产志的专著、第一张着色的中国地质图,第一本地震专著,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山脉的学者……都著着翁文灏的名字。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先后被选举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德国哈勒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澳大利亚采矿冶金学会会员等。

  一一细数这些,不禁让人感慨,这得需要有多少沉淀才能撑得起这些荣光啊。但即使盛名在世,到野外地质调查时,所长翁文灏照样和同事一样,有时身上背个柳条包,里面装上凿子和矿物岩石标本,坐着运煤的车皮到要去的目的地;有时交通工具是毛驴或独轮手推车,靠着它们跋涉荒野采集标本;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路的,需手脚并用,担斧入山。翁文灏要求“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 这样的治学精神让今天的人深怀敬意和怀念。

  救国于危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那场车祸,翁文灏会不会是一个只为学问甘心付出所有的学者?

  年谱里,1934年2月16日这天,正值农历新年,翁文灏赶往浙江长兴县做地质考察。当车子开到武康县时,汽车撞到了桥栏柱上,他头部受重创,当场昏迷。

  翁文灏遭遇车祸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他被连夜送往杭州广济医院抢救。许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纷纷打电报,探问他的病状。《大公报》一直跟踪报道,向读者随时报告他的病情。蔡元培邀请的医生和从上海请来的德国医生几乎同一时间到了杭州。好友胡适为此事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各大学术团体也纷纷致电慰问。很快蒋介石也知道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独立评论》赫然写道:“翁詠霓(詠霓为翁文灏的字)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在医院的七十多天,原本家人已备好了后事,万幸中,翁文灏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年后,翁文灏作了一首诗《追忆京杭公路之行》,其中有两句云:“救时誓作终身志,拼死愿回旧国危”。此时的他已决意放下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这一改变的起因始于对蒋介石救命之恩的报答,更直接的背景是,山河破碎,神州上下纵走横流满是血泪和国恨。抗战全面爆发后,翁文灏除被委任经济部部长职务外,还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工矿调整处处长,这些职务将翁文灏推到了战时经济领导者的位置,成了当时经济政策重要的制定者和实践者。

  历来破坏易,建设难,在烽火抗战中发展战时经济,尤甚艰辛。战火烧到了上海,翁文灏主持了400余家东南沿海厂矿内迁后方。一边是炮火连天,一边是车船带着物资颠沛流离。日记里,他曾记述了工厂设备沿峡江而上的险境:“百十个纤夫迎着寒冷的江风,伛偻着身躯,合力拉纤,耳边水声如雷,身旁悬崖峭壁,血往上涌,往往半小时的挣扎,船竟不得前进半尺。”这一画面不啻是苦难中国的真实写照。 战争爆发,急需自己供给能力,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也能缓解被动局面。内迁完成后,翁文灏将心血都用在了建设后方,存续的火种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得以延绵,办起了钢铁、煤矿、电力、机械等工矿企业,支援军需民用,在国家危亡夹缝中苦撑起经济重责。“一滴汽油一滴血”,是抗战时对石油的比喻,当时最紧缺的能源物资,莫过于石油。建于戈壁荒漠之上的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矿,便是翁文灏一手组织开发的。玉门油矿除了生产出能源支持大后方抗战,还造就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便是当年玉门油矿的技工。后来国家发展所倚重的这些人,便来自曾在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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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谷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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