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子弟

　　以“懂”和“不懂”，林立青划分了某种界限。在工种上，他是工人们的监工，能领到固定薪水，但在站位上，他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归入同类阶层子弟：

　　“如我这种阶级者，没有支持社会结构的理由。”又或者，“我们对社会根本毫无期待，只求不要再来找我们麻烦而已”。

　　是什么阶级呢？林立青的父母早期在印刷厂工作，后来在市场上摆小摊卖饰品，艰难维生，他可以说是在夜市长大的小孩。台湾的警察同时承担城市管理的职能，常常会对摊位进行稽查，摊贩们总是一边喊着“警察来了快跑”一边仓皇逃离，这成为幼年林立青经常见到的画面，也让他在成年后对所谓“公家”多有诟病和讥诮。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完善，父母在工厂的社会保险残破零碎，明年他母亲申请退休，算一算可以领到30万新台币退休金（折合人民币6万多），林立青反问，“你觉得这些钱可以退休吗？”

　　学生时代的林立青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以“五专加二技”（五年制专科学校加两年制技术学院）的方式取得了大学学位。上的台湾东南私立科技大学已经是比较后段的学校了，更惨的是，念的土木工程系还是其他热门专业挑完学生后剩下的。台湾建筑行业不景气很久了，但林立青是“没得选的一种人”。日后毕业，他走向工地成为监工，其中有些偶然成分，然而细想想，也是“没得选”下的命运。

　　像很多“后段学校”的孩子一样，林立青也要靠打工挣零用钱。五专下午四五点就下课，奔去大型卖场“爱买”做面包、收拾烂掉的蔬果、洗鱼，一直工作到十点，回家闷头睡觉，第二天再赶去上学。假期也是如此，会去电脑卖场帮人装电脑。之于他来说，“做工”的滋味是很早就尝到的，那是早已熟习的一种生活管道。

　　虽是后段学校，但响应政府的教育政策，学校盖了漂亮的图书馆，买了很多书。在图书馆不花钱吹冷气，便成了林立青这种穷孩子难得的福利，他只要有空就去看书。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金庸小说和漫画，可惜常常被借阅得缺册少页、破破烂烂。他读得最多的，反而成了那些少人问津的19世纪大部头：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种反差式的阅读经验，多少有些令人讶异。台湾记者房慧真在采访林立青时谈到这个问题，本意是想挖掘一个新作家的文学养成，得到的却是对典型文艺青年的背反。他爱读托尔斯泰，受影响最深的是《复活》，最重要的不是在文学层面，而是在价值观层面：“书里那种对弱势者的关怀和怜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尽量看到这些事情，尽量对外面说。”

　　还有《悲惨世界》。林立青脱口念出雨果的那句话：“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法律背后的制度、制度背后的习惯，确是他试图解释现实问题时常常切入的维度。他自嘲，读老派作家的书，自己的想法也都老派起来，但，“我还是愿意通过我的书写，让社会有一点思考和反省”。

　　后段学校的学生，难以找到什么待遇稳定的好工作。2007年，22岁的林立青走入工地，正式成为监工“小林”。

　　相濡以沫的工地夫妇（选自《做工的人》，赖小路摄影）

　　工地人间

　　“小林”和工人师傅们的关系微妙而有张力。面对工地高墙以外的人，他站定在工人师傅一边，和他们一起嘲笑媒体无知的报道，帮他们反抗不公的威权，但在工地上，又老是和他们吵架。“如果我不监督，他们就会做得很放松，得有些正面的压力才能完成工作。就像你们记者写稿子，没人催就不交稿了。我就是那个催稿的。”

　　工地荒凉而粗犷，年轻监工生存的第一点先决条件是“嘴甜”。总之是管工地的每个人都叫“主任”、做工的每个都叫“师傅”、福利社的每个都叫“老板”，少有的女性则通通年轻化，四十岁以下的单身女性都叫“妹妹”，六十岁以下和丈夫一起来的都叫“大嫂”、单独一人来的都叫“大姊”。第二点，是要有出色的观察能力。从小生长在人来人往的闹市，让林立青练出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敏于对别人情绪脸色的捕捉，是否不开心，是否不友善，都能快速辨认出来。如此在工地久了，慢慢便能找到一些善良的、愿意聆听和结交的工人朋友，相互信任，他们向林立青借钱（虽然十有八九还不上）、借机车（虽然骑出去后被警察开罚单），而林立青也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管理和施工的知识，甚至专属于劳工阶级的一点小聪明——他会像工人蓄意拉着坐办公室的工程师在恶劣天气里看工地一样，拉着业主在工地先走一大圈，“累死他一顿”后再来谈施工，比较容易占上风。

　　工作和人性的矛盾，让监工的烦恼时不时诚实地在文本中浮现：八嘎囧有时出外找不到人，难免耽误工程；保力达B能让师傅们驱寒止痛，但工地饮酒会有安全隐患……然而和他们遭遇的现实相比，都不能不化作理解之同情。工地环境太过恶劣，烈日下晒过的钢筋让人手指触之燎泡，暴雨过后的底盘积水又让人抽水不迭，工人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病痛缠身，香港脚、“烧裆”（胯下和大腿内侧长出整片的癣）、湿疣、变形的手指、干黑的皮肤、模糊的视力，都成了他们身上的印记，就连林立青自己也没有躲过，“在吃高血压药，切了七颗湿疣，得了香港脚、烧裆，说起来有点尴尬”。而工人的工资都按日结，请假就医将意味着失去这天的薪水，于是多数师傅们宁愿选择寄托于口袋里的止痛药品和廉价的工地调酒来缓解，勉强熬过，直至有一天丧失工作能力。

　　不难看到，林立青的书写中始终有两套逻辑，如绞索般拧在一起角力。一套属于工人，一套属于公权。工人的工资本来就低得可怜，还常常遭受官员和资本家的联手盘剥，在“共体时艰”的漂亮话之下，被侵损蚕食着应有的权益。尤其是从东南亚引进的外劳，随时身处被警察抓走的危险中，工人们看不惯这种情景，你一言我一语地呛声警察，作为监工的林立青也常常扮着火上浇油的角色。做工的人只能用言语上的胜利，对公权力和社会结构进行微弱的反抗。

　　劳作之外，工人们也有可选数量不多的娱乐，如按摩、三温暖（桑拿）、钓虾、“亏槟榔”（搭讪穿着清凉的槟榔西施）等。林立青自己还喜欢修脚皮，让做指甲的越南小妹锉去双足因走路过多而积累的厚茧老皮。于是一处工地，以营造的建筑和工人为圆心，还辐射到其他各类底层场所和人群，和他们一样在艰难打拼，真正成了“工地人间”。工地边上常设“伴唱小吃部”，其实就是工地版本的声色场所，里面的环境破陋，“小姐”也多是已经上了年龄的大姐，但依然能给工人以安慰以至流连忘返，林立青就曾有好几次拿钱去里面赎人。他写到一个秃子工人和跛子工人，两人工资菲薄，结伴去找有残障的小姐。其他工人呛他们欺负残障人士，但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彼此间的相互关照。

　　林立青并不避讳地写到这样一些买春的工人、酗酒的工人、吸毒的工人，他们在主流视野中是禁忌和负面的形象，但他还是坚持诚实地写了出来，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只是想把每个人的故事尽可能诚实地呈现给人看，如果不写，我们连讨论的可能性都没有。你可以看到我的美好、善良、罪恶、卑劣，你也能看到整个制度和文明是怎样把人塑造成这样、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你同意或批评都没有关系，但我们宁可拿真实的案例来思考来激辩，也不要维持彼此之间的不理解。”

　　师傅们做完工去便利店买东西，一定要把自己的鞋和衣服清理干净才进去，原因是不想弄脏地板，让年轻的店员困扰，“毕竟做工的疼惜做工的”。这点质朴的善意让冷峻的工地故事多出一份人性的暖色。工人们多数时候是粗犷的，但也常有这种温情的一面，让林立青触动。“大部分师傅的孩子很可能也还是要去打工的，在懂得另外一些人的辛苦之后，就觉得自己要退让一点，多体谅别人一点。”他决定就在这束温情里，结束《做工的人》全书的讲述。

　　写作的人

　　有段时间，林立青想过换工作，因为觉得这辈子做监工也挣不了大钱。重操旧业装了几天电脑，却发现过惯了每天往外跑的生活后，已经没有办法安安稳稳坐在办公室里干活了。“我已经变得太粗犷，每天都晒着太阳发发论，和师傅们粗野但是自然随性地相处，就再没法去那些需要客气婉转讲话的地方了。”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又回工地，“做监工至少还可以过得去”。

　　直到意外提笔写了书。一开始，出版社主编建议他可以写书时，他一度沉浸在“60岁可以拿出书来炫耀”的虚荣里，但写着写着，心情变得很烂。“写这些议题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故事本身的重量和厚度，对我而言已经太重了。我的能力、知识和人生经验，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去处理这样厚重的议题。但我已经尽力了。”

　　作为写作者，林立青自己总是忍不住要从那些做工的人背后跳出来说话，激愤的言辞如匕首投枪常现纸端，在一种观照标准中，或许正意味着成熟度的欠缺。林立青倒是坦率地承认说，“我没上过文学院，没得过文学奖，我的文字并不美，修辞譬喻都没有美感，”但在“主观表达”这一点上，他有自己相信的理由——诚实的力量强过美感的力量。“我对自己诚实，对故事诚实，对文字诚实。有些文字似乎是让自己显得客观，但其实失去了更多可以说话、表达真实感受的机会。不必要有假的客观。”

　　只是没想到，出来后在台湾有这样轰动的效应。写工地劳工的故事为什么能卖这么好，他自己也经常想，想出了一个原因：“可能是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后，慢慢没有人再写写实主义，大家都向钱看，变得小资，对底层劳动者的书写比较少，他们怎么辛苦，没有人了解。而我写了，所以卡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听起来仿佛有些文学史意义上的性质，但其实质还是，墙里和墙外的莫大隔阂。

　　墙里的工人师傅会怎么看林立青的写作呢？据说他带着摄影师去工地拍摄时，师傅们还以为他要考研究院，纷纷摆妥姿势入镜，好心帮他完成作业。后来书出来，师傅们先是说真好真棒，劝他趁此机会换工作，因为做工实在辛苦。过一年后，又对他说，你还是回来做工好了，你看起来还是做工比较开心。林立青在书里隐去了工人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不料他们却纷纷找来说，为什么不用真实姓名，又或者干脆是，为什么写的不是我？每个人对被讲述都有强烈的意愿，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第一次被如此认真而郑重地对待。

　　倒是曾经借出的钱有点岌岌可危。林立青在工地时是月光族，但还算有固定收入，工人时不时跟他借钱，每次一千一千地借，虽然很少还上，不过倒也不算多。现在写书挣了一些钱，“大概更回不来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借钱还是借一千，并不因为林立青比较有钱了就提升标准，还是能过就好。林立青笑，“有时觉得他们可恶，有时又觉得可爱”。

　　写书挣的钱已经超过做工，这让林立青觉得有一点悲哀。而更可哀的是，他意识到“写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真正的社会变革或许要冀望很多年后。十年监工经历，他真真正正了解和体察到的是在微观层面，即每个人的生存背后都承受着痛苦和挣扎，并从中更加萃取和懂得人类的共情。在写作者这一层新身份中，他只是写，只能写——正如他的工人师傅们所热切并素朴期待的那样。 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