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瞬间，我决定先写邹嘉骊！

　　“屡劝勿听”的小妹，成了韬奋事业的后继之人

　　认识邹嘉骊整整43年。1974年，她曾经编辑过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一批知青作家由此开始走进读者视野。1975年，上海农场局成立三结合创作组，准备集体写作长篇。孙颙、杨代藩和我，分别从三个农场被抽调出来，很荣幸地和专业作家郭卓、出版社编辑邹嘉骊一起“三结合”，在瑞金二路450号出版社招待所里，每天读小说，讨论和构思。那时我很幼稚，没有想过“集体写小说”这个“新生事物”是否合乎文学规律，我只是珍惜这个难得的接近文学的机会。我们日复一日苦思冥想，讨论来讨论去。邹嘉骊每天到出版社上班，一有空就过来，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哪怕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她都不动声色，不做评判。那年，她去四川组稿，回来后得了乙型肝炎，住在瑞金医院传染科病房，我们三个知青十分焦急，几次去看她，隔着铁门栏杆，像探监似地和她相望。她呢，在铁门里和我们说话，很轻松的样子。

　　后来，农场创作组解散，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农场。但是我们与邹嘉骊的友情没散，一年半的朝夕相处，我从她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她从不以邹韬奋的女儿自居，总是那样谦虚诚恳。她从小生病，离不开母亲的照顾，甚至，母亲挚友宋庆龄出国访问，还在为她的病操心买药。可是出得家门，邹嘉骊却是个热心照顾别人的人。她长我17岁，像大姐一样待我。我们去黄山茶林场采访，一路上她处处关心我，怕我碰着磕着。那时我正在恋爱，小吵小闹的事也不瞒她，她呢，耐心听我讲述，镜片背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善意和温情。她宽慰我，为我排解烦恼。我结婚后住在淮海路，离她家很近，经常一抬腿就到她家去，后来还带儿子一起去。她们母女俩，只要一见到小孩，就两眼放光，眉开眼笑。我在她家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后来我爱人出国读书，为使我能安心工作，邹嘉骊的母亲安排我儿子进了中福会幼儿园全托。对此，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今年，邹嘉骊88岁，离休20多年了。照理，她应该悠闲地享受生活，看书，听音乐，旅游……可她偏偏选择艰苦，继续与文字打交道。她这辈子，从书店营业员做起，当过出版社校对、出版社编辑，一步一步，与文字相伴了几十年。离休后的第一个10年，她和同事一起，编辑出版了《韬奋全集》；第二个10年，她编撰出版《韬奋年谱》。这两大工程前后花去20年，完工后，她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整理、注释宋庆龄和母亲沈粹缜的百多封信件。

　　整理这些珍贵的信件，她深深感受她们之间高尚真挚的友情，内心感动不已。这些信，她怎么看也看不够。经过艰难梳理考证，2015年，《别样的家书》得以出版。她离休后出的这几部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瑰宝，可以说功德无量！

　　邹嘉骊与文字的渊源，源于父亲的榜样和教诲。邹韬奋逝世时，她14岁。父亲为她留下遗嘱：“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

　　“屡劝勿听”的小妹，真的成了韬奋事业的后继之人！

　　编撰“全集”和“年谱”，让她一步步走近父亲的内心

　　1984年，邹嘉骊做《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她四处收集资料，跑旧书店、图书馆，讨教父亲的一个个老友。那时还没有电脑，要做无数张卡片，梳理剪贴资料。她犯着气管炎，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工作人员从库房取出的散发着浓重霉味的资料；她锲而不舍，和韬奋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起，在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当年国民党扣押她父亲的11篇文章，欣喜不已。编撰《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同时，还带出一本副产品《忆韬奋》，这是她收集的回忆邹韬奋的文章结集。邹嘉骊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将繁琐复杂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

　　1987年，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大会之后，第一件事决定出版《韬奋全集》，并成立了韬奋著作编辑部，邹嘉骊是负责人。收集资料，编书，考验的是耐心和耐力，不可浮躁，不可急功近利。无数张卡片，无数份资料，一篇篇文章，复印剪贴，文字注释，最终汇成近800万字厚重的全集。同时，邹嘉骊还要应对来自编撰之外的干扰，困难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和她一起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资深老编审，个个认真负责，不计名利。每每念及他们，邹嘉骊就会动容。

　　为了查找父亲资料，邹嘉骊需要阅读与邹韬奋关系密切的黄炎培的日记，手稿在哪里呢？她四处打听。终于得知，黄炎培日记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不外借。经过联系沟通，对方答应她去查阅。她立即赶往北京，和二嫂朱中英一起，花了近十天，找到许多资料，一人阅读，一人抄录。那种收获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