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只能算作较为有力的佐证而已，究竟是否，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上述陈氏文稿，惟《甲戌随笔》是陈独秀手书之完稿。“甲戌”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这一年是陈独秀入狱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在这一年，国民党的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所谓“随笔”是“五四”运动以来十分流行的一种散文形式，属于笔记文学。《甲戌随笔》，是陈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成的，但是，我在读他这本洋洋洒洒六万余言的大作时，感觉到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是放松的，如果不是处于心手双畅的状态，是写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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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收藏了《甲戌随笔》

　　陈独秀晚年完成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小学识字教本》，而《甲戌随笔》则是另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众所周知，《小学识字教本》手稿至今下落不明，流传于世的是1940年由国立编译馆油印的《小学识字教本》的上编（共印了50册）。可以说，《甲戌随笔》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本陈独秀著作原稿，也是现藏笔者处的十几册陈独秀手稿中的唯一完稿。

　　陈独秀对音韵学和文字学有很高的造诣，这是行家们公认的。《甲戌随笔》最大的特点是集古史、训诂为一体，以随笔的形式，卓然成书。这恰又符合他“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直接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观点。在这个方面，《甲戌随笔》多有实践。

　　《甲戌随笔》开篇以西人读“日本”发音谈起，自然地过渡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姓氏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世传百家姓的关系，然后以《史记》《说文》和自己的所见所闻考证了百家姓之外的稀见之姓。这一部分大概占全书的五分之三的篇幅。

　　陈独秀对中国民族史有深入的研究。他从古代茶字的读音、茶和荼字音义的转变，引申到古苗人与西北戎、狄、羌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对西北、西南等大量的古代地名及历代归属等进行了考证。对各民族、地域、支系、源流等，陈独秀均以简要的语言作了考证。如：对东胡、鲜卑、乌桓的考证。东胡在战国时活动于今滦河上游以东地区。战国后期，向北迁徙，秦初组成了部落联盟，与匈奴对峙，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落分散，退守乌桓山的一支称乌桓；退守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陈独秀考证时引用了大量的史籍资料，如《竹书纪年疏证》《尚书》《春秋公羊传疏证》《左传》《史记·匈奴传》《晋书》《战国策》《魏志·官氏志》……还有大量的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文献资料，不一一列举。

　　《甲戌随笔》不仅集中体现了陈独秀的文字学功底，而且充分表现出他的书法造诣。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其手稿虽时有外文和篆隶，但节奏连绵,一气呵成，在章法的把握上和字体的选用上也是随心所欲，不作安排，一任天成，堪称极其精彩的书作。

　　陈氏编定《杨鲁丞先生遗稿》，现存笔者处三册，三册分别为：《说文假借例释》《说文札记》《说文逸字考》。《说文假借例释》的前半部，是陈独秀在杨氏原稿上修改的。其时，陈独秀刚刚住进杨家的石墙院，他对杨氏遗稿的评价是：“杂乱无章没关系，稍加整理，就有理有章了。”这个阶段，他对杨氏遗稿还持肯定态度。而《说文札记》全稿，陈氏修修改改的地方很多，且有陈氏删掉并自己添加处。据此，可作出这样的推测，此时陈独秀已接受了章太炎的观点，“杂乱无章”的杨氏遗稿，仅靠在其原稿上修修改改是不行的，只能依其思路和观点，重新修订手编。

　　陈独秀花费一年多的时间阅读整理杨氏遗稿，逐渐没了兴趣，“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根据陈独秀的性格，“不对胃口”的事情，就是用“八抬大轿”去抬他，他也不愿做的。据说，陈独秀把自己对杨氏遗稿的看法，对杨氏后人讲了以后，杨氏后人很不高兴。既然再也不想去整理杨氏遗稿了，那么，凭着陈独秀的性格和为人，白住杨家的房子是不可能的，付房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独秀驾驭笔墨的天分一如其治学鲜活的独特风格，笔者所藏陈独秀手泽皆为文稿，因涉及文字学的研究，文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多种书写风格，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纯熟自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里有一点应加以说明，尽管陈独秀的书法造诣很深，但他从未将自己作为书法家来对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写字为生的经历。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他也未将写字作为谋生的手段（凭名气和水平，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因此，其大幅传世作品数量不多，且大都是应酬之作。而能够真正表现其书法水平的，以笔者看来，应该是他的文稿和信札。

　　《甲戌随笔》和其他的零稿，从书法角度上乍看并无惊人之处，但细读之下，不但书写上字字珠玑，而且是行气及通篇的气息也使人拍案叫绝。笔之挥运恣肆率意，字势雄伟、饱满，绝无纤弱之病，当是陈氏最真实自然的流露。我曾在夜深人静时用放大镜仔细观之，愈令人感到文雅之气、刚毅之气扑面而来，小字放大后能有大气势是难事、是例外，即使是专业书法大家也是难以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