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后记》载：“遗稿之整理：关于文字学、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容署约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成编、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副本，以付出版。”

　　关于陈独秀先生逝世后的遗稿整理和有关出版事宜，知名学者沈寂在《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记述：“陈独秀逝世后，即由何之瑜、魏建功、台静农、方孝博在江津对陈的遗稿做了登记编号工作，文字学及声韵学方面的由魏建功整理，散文与诗词散失较多，搜集不易，拟由台静农，并拟请陈钟凡参加搜集。其他政治思想的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者，征得家属同意，暂不加整理。最后由何之瑜总其成。何氏至1943年4月19日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分寄陈独秀生前友人征求意见，当时驻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武欣然应允出版。不过他说在此不能排印，必须到战争结束。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何之瑜又去找王云五。王对他说，‘仲甫先生的遗著，商务一定出版，但必须要等三个月’。”

　　何之瑜1946年由江津到上海，专事整理陈氏遗稿。此时胡适已由美国返回中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由陈钟凡致书先容，告诉他何之瑜正在整理陈独秀的遗著，要求胡适托沪上友人对何之瑜的生活加以关照。胡适由此对陈独秀遗著的整理工作有所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47年秋，何之瑜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把陈独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十二册。计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凡八篇）、实庵实说、小学识字教本、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独秀文存一集（汇集五四时期的文字）、独秀文存二集（汇集国民革命时期的文字）、独秀文存三集（汇集托派时期的文字）、独秀文存四集（汇集抗日战争时期的言论及南京监狱的部分学术论著）、独秀诗存（手迹及抄稿）、独秀书信（手迹及抄稿）、甲戌随笔（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独秀丛著拾遗。

　　1948年5月，何之瑜移居上海，在此前后编辑《独秀丛著》，其间，他曾三次写信给胡适谈陈独秀遗著出版事，并希望他能写序。1948年6月15日，何之瑜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先生，最重要的是您应允为《独秀丛著》写‘总序’，无论如何，要请您在最近这一周寄来，因为商务已排好、校好《丛著》的第一册，只等您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其次，是建功先生已经回北大事，您自然不会给他过分的工作，像台湾那么忙，所以我要他无论如何在最近这三个月以内，把他一年前应允为商务抄写仲甫先生遗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工作完成”。

　　从这封信可知，1948年6月间，陈独秀的遗稿均已整理完毕，并已交付商务印书馆，而且已排好《丛著》第一册，《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尚在魏建功的手中。此刻，北平已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坐南京派来的专机仓促离开北平，陈独秀遗著的出版计划也被搁置下来。

　　也就是说，陈独秀的遗稿，除了魏建功先生带走的那部《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和现藏笔者处的《甲戌随笔》手稿及一些未完成文稿（即：《独秀丛著目录》第十一），其余部分最后出现的地方理应是商务印书馆。

　　2

　　何人为陈氏抄写文稿？

　　魏建功带走的《小学识字教本》原稿的下落如何呢？我曾与魏建功先生哲嗣魏至多次探讨。最后一次是2004年5月14日上午。抗战时期，魏至与其父曾在四川江津居住过，他们一同看望过陈独秀，他对陈独秀的字体、笔法作过研究。当我告知他陈先生的《甲戌随笔》等手稿在笔者处时，他一再叮嘱方便时带上一观。当我取出陈氏手稿时，魏至肯定地说：“此陈氏手稿无疑！”对于其中几册非陈氏手笔，问及魏至，他分析说，或许是陈先生的夫人潘兰珍女士所为。并说，他的母亲就曾经帮助魏建功抄写稿件。我又问：“据说潘氏不识字？”魏至说，她跟了陈先生十多年，应该会写字的。

　　最后我问他，有些资料说，魏建功曾为陈氏抄校文稿时，魏至略显激动，说：“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从陈独秀的为人和性格看，不可能提出这个要求；二是当时魏建功实在太忙，根本无暇。此外，魏建功在世时从未谈到过此类事情。陈独秀去世后，所有文稿均由何之瑜保管，1946年，何之瑜将陈氏手稿《小学识字教本》交魏建功并嘱其手校誊清以备出版，魏建功推却不掉，才接受下来，这是事实，但因赴台湾普及国语，无暇去校，更无时间誊清。后来回到北大，北平解放在即，亦无暇做此事。1952年，魏建功将此稿上交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至今魏至仍保存北大开具的收条。魏至还说，当时收存者是吴晓铃先生。当问及这部书稿现在是否尚在北京大学时，魏至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这部书稿的真面目，但一直没有如愿，他还嘱我想办法打听这部手稿是否就在北京大学。

　　按《独秀丛著总目》，笔者所藏陈独秀的部分文稿，是《总目》中的第十一册，即：《甲戌随笔》（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何之瑜对此部分亦有编号，按编号应为十八件，其中缺四件，并有六件为他人誊清本。

　　陈独秀先生的遗稿是否有人所抄所校？经过对所藏《甲戌随笔》等十余种“零星遗稿”的研究，结合《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和魏至的说法，我认为“分类登记”是肯定的，但“抄录副本”尚无根据。如果这些稿本有他人誊清，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曾经带着这些稿本走访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鲁迅纪念馆和前文提到的魏至先生，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说，像是许寿裳的字，并推断称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许氏亦在南京供职，并时常探望陈独秀。另一说法怀疑是潘兰珍所为，我对此说不以为然。理由是，陈独秀的“零星遗稿”中的几册誊清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功力和底蕴的。据说潘兰珍本不识字，即使经过陈独秀的指导会写字了，但要达到如此水平，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认为，抄写文稿另有其人，这个人是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陈独秀有三个儿子，老大陈延年，与周恩来同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9岁；老二陈乔年，是最早一批中共党员之一，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7岁；老三陈松年是陈家父子中唯一未从政者，所以最后守着父亲并为其送葬的且年年扫墓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在他身边的亲人只有潘兰珍和陈松年。陈松年为父亲誊清一些文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大部分文稿都是用普通的缝衣线“装订”的，这个是潘兰珍所为，不会有什么疑问。

　　就谁是抄写陈氏文稿之人，我曾通过上海社科院的任建树和陈独秀的外孙吴孟明取得了联系。我给他寄去了《甲戌随笔》首页的照片和他人代抄的文稿照片。吴孟明在回信中说：“前此曾见何之瑜编《独秀丛著总目》有《甲戌随笔》条目，惟不知其内容，更不知其下落。幸如今先舅祖此遗著遗墨终不致被淹没，先生功莫大焉……所云抄件非潘兰珍所写，诚然。抗战时我们全家在江津，知道潘没有写毛笔字的基础，倒很可能是陈松年抄的。我曾见松年叔写的隶书，写得很好。其实松年叔是个极聪明的人，平时一直平实而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