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在此信中明确说明了以下情况：

　　第一，张从光绪十四年春接到潘祖荫信，托其“觅埃及石幢拓本”，到十五年（己丑）二月间，“遇西人之颇知考古者，辄为物色。”可见潘氏专心于埃及古文，张氏也颇为用心。

　　第二，张已从潘处得知，刘瑞芬为潘祖荫购寄“镜照本”埃及古文，而张也购置了“镜照本”等到配齐寄赠潘祖荫。

　　第三，张与美国博物馆馆长友善，馆长相赠1866年法国疏浚苏伊士运河所得石碑的复制品，美国有该石碑的翻模，用“石膏和灰制成”，张荫桓令从官“识数语于旁”。美国博物馆馆长将此碑等三方石刻妥装木匣。张寄津沽文报局黄花农转呈潘祖荫，并叮嘱从天津运到北京，需要小心谨慎船载夫挑才能保万无一失。

　　第四，西方人没有拓片的习惯，大多是影印“镜照”，或者翻模复制。送去的复制品，质地疏松，再三嘱咐潘祖荫小心捶拓，免于损坏。

　　这封重要的信件二月十九日寄出，据上引潘祖荫日记，迟至七月二十四日才收到：“戊辰，樵野埃及不到。”而寄出的三方石刻，于次日二十五日收到。

　　考张荫桓日记，更详细记录了美国博物院所赠石刻前后的过程。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十三日第一次提到博物馆赠埃及石碑情况：“饭毕至博物院观所赠埃及石碑，高三尺四寸，为埃及文，另二石则希腊文，大与碑同，特无额，小则长方形，同治五年出土也……”（下述碑的形状和字体，与信同，略）

　　同月十七日“属参赞往博物院就掌院所赠埃及石碑题识五十四字”，这与张荫桓致潘祖荫信中所说“令从官识数语于旁”有五十四字，及现存拓片情况完全吻合。

　　同月二十一日“申初赴博物院，所刊碑侧之字仅得其一，尚须数日乃竣”，发现刻款速度很慢。

　　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博物院所赠埃及石三块，装固送来，即转托鸟约旗昌附船寄沪，并买保险”，张荫桓方完成刻款、包装，从纽约寄往上海。

　　三月二十二日张荫桓关心碑文内容，将“埃及石碑从英文译出，该国祠官颂国王多尼微第三及王后毗连力奇功德而立……”（后详述该碑文的内容，从略）。

　　到了八月初二日张挂念寄往都下的埃及石刻，等待潘祖荫的回音。“四月托旗昌所寄衣物二十六件，已于六月十三日到沪，暂储金利源栈。埃石即由沪局转寄津局运京，此时亦必运到，有无损裂，须候都中来信。”

　　综上，整个过程大致如下：张荫桓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得到美国博物院所赠埃及石刻复制品三方，十七日开始在石碑上刻款，十九日写信给潘祖荫说明情况，三月十八日寄出，潘祖荫最终在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先后收到书信和石刻。

　　第二封张荫桓致潘祖荫信件，是三月廿四日的残信，略云：

　　（前缺）殆见所未见。每册长三尺，阔尺余，得之旧藏家。译说廿三本，每图弁以字马。如查某器，即对马检某。说辛皆法文，都下同文教习丁韪良颇通汉学，或可倩之考证。此□镜照本，尊恉谓海外实有拓本者，或即此种。不识芝田所购同否。荫桓连日披阅，叹诧不置。统候归国奉呈……晚生张荫桓顿首。三月廿四日。

　　大概是说张得到某种古物“镜照本”，寄赠潘祖荫过目，或与刘瑞芬所得相同。而潘祖荫以为海外当有拓本。上一封信和后一封陈敬如的书信同类内容，此信中有“译说”字样，笔者估计仍是埃及文的影印件。

　　结合张荫桓前后数年日记，我们能发现张荫桓对古埃及文字特别留心。从光绪十三年四月张荫桓参观法国卢浮宫时起，就留心古埃及文字：“十八日乙亥晴。敬如导观博物院，法之故宫也……又所藏埃及古文字一室，中有类鸟篆大篆者，上古文章朴茂，理或然也。徘徊逾时，未及遍览，遂至大清公所啜茗，灯后往观珠宝场，真伪莫辨。”这比张在上引第一封信中称光绪十四年春收到潘祖荫的来信，望他代为寻访还要早一年，很可能是张荫桓出使之前在京期间潘祖荫就请他留心。光绪十一年张离京出使前与潘祖荫多有来往。（参《潘祖荫日记》，最后一次会面在十月十四日）此后足迹所至，或于博物馆或于外国使者、友人处留心古文字遗迹。

　　第三封陈季同（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77年，以翻译身份随官派留欧生入法国政治学堂学“公法律例”。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在巴黎居住16年之久）五月初四日寄给张荫桓的一封长信，是回复张询问法国埃及石幢的调查情况，表达了他对埃及古文与中国古文的认识，访得八张缩印的埃及文和德国人收藏的两张，希望转赠潘祖荫一份。

　　使宪大人阁下敬肃者：

　　前接手谕，询埃及石幢事。按埃及石幢有数十种，一种之中又有前后左右之文，散见群书不能枚举，亦不能收聚……已前赴购时仅见五六十种，除大小雷同及破碎笨劣外，尤佳者只此八种耳……二十余年前，英人于希腊得古断碑，上分三层，首为埃及上古文，中为埃及中古文，下为希腊古文……是碑近存于英，不甚传。而德则因此人而传，故有印本。觅得两纸，谨以献公。敬求以一纸分寄潘大司空，未知得蒙赏鉴否……陈季同谨上。五月初四日。

　　原文甚长，略去陈氏发挥文字学看法及谈公务者，《张荫桓日记》第397-399页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条将该信基本照录。由此可知，张荫桓受潘祖荫之托寻访古埃及文，除亲自留心外，还委托陈季同等驻外同僚一起办理，并将陈季同的信转寄给潘祖荫。这三封信归在一起，估计由于都有关收集古埃及文而为潘祖荫有意编排在一起。

　　又考叶昌炽日记，有三处记载潘祖荫出示埃及古文：

　　光绪戊子十一月十五日，郑庵丈招饮，并观埃及古碑、红厓古字、唐吐蕃会盟碑及日本、高丽各刻。同坐者芾卿、再同、李芍农学士、盛伯希祭酒、王廉生、王柯庄、黄仲弢、冯梦华太史、刘佛青主事，畅饮至未刻。

　　光绪己丑二月二十日，复造郑庵丈处校《通鉴》一卷。陈冠生殿撰、黄仲弢太史亦来助校。又见埃及古文，其石在法国巴黎斯城，高不可拓，以影照法缩于片纸。其文有如鸟者、有如兽者、有如刀者、有如弓矢者，皆三代以前象形字。

　　光绪庚寅五月廿七日，见郑庵师新得埃及残石拓本，美国斐尔士所藏。张祖翼逊先游泰西主其家见之，乃古时石椁仅存残石二片，文字奇古，尚在希腊，四千余年物也。张君欲打本，斐尔士恐损石，初拒不允。张均告以中国碑版所以流传甚远者，皆毡蜡之功。始拓约十余通。此本黄仲弢从张君乞得，以转赠郑庵师者也。（《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据此可知，潘祖荫在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十一月初六日首次得到刘瑞芬寄赠古埃及文后九天，招饮门生，分享同好。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二月二十日，又出示了摄影缩印的埃及古文，潘祖荫日记中也有记载，但没有述及同观埃及文字，只是开列了请来校书的名单，都没说明这次展示的古埃及文来源。此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五月廿七日，潘祖荫展示了黄绍箕所赠、从张祖翼处求得的美国斐尔士藏埃及古文拓本，这正是本文开头所引叶昌炽《语石》中所提到的。

　　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综上可知，潘祖荫一共有三种古埃及文：第一，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六日，收到刘瑞芬寄赠的埃及古文；第二，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二十五日，收到张荫桓寄赠的埃及石刻三方；第三，此后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廿七日前收到黄绍箕所赠美国斐尔士藏埃及古文拓本。潘祖荫的埃及古文收藏，有石刻、影印本、拓本三种载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学界对晚清以来的埃及学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总结，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70页）一文认为，端方是开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学的前驱：“……上述的有关记载，严格说来，还谈不上埃及学的研究，只能说是中国人对埃及学的初步接触和介绍。在20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清光绪年间，政治家、金石学家端方精金石学，收藏古刻碑文。1905年端方去西欧考察政治，1906年回国，途经埃及，他随行带有中国的墨拓能手，用宣纸和银朱在那里拓了不少名碑，并购置了原石，总数40多件，最大的有木乃伊像、埃及王像等，都高达六、七尺。”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或许可以说，以潘祖荫古埃及文石刻收藏为中心的学人对古埃及文的搜访和研赏活动，就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作者为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