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遣唐使到“脱亚入欧”

　　能够从富士美术馆挑来对西方美术史如此系统、详细解读西方艺术史的一套作品、本次展览所体现出的学术性以及展出画作的系统性恰恰道出了日本对于西方艺术品收藏的思路：“虽然日本进行西方艺术品收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很系统，有一种全景画的感觉。”杨冬江这样概括。

　　西方美术馆的收藏比日本的收藏脉络向前延伸得更远，“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的艺术家更多，而日本在收藏画作时更加注重文艺复兴之后艺术作品的收藏。日本的收藏是一种研究性的收藏，将西方的艺术史作为收藏的模板和范本，按照时间顺序以及艺术风格的流变来进行系统化的收藏。

　　这与日本文化界提出的“脱亚入欧”观念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从派遣遣唐使开始，日本曾长时间学习古代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演进了颇具其本国特色的本土文化。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国门由美国的坚船利炮开启，自此，以“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倡导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而其对于西方教育理念以及艺术理念的学习也包含在其中。

　　在“脱亚入欧”观念的影响之下，日本国内政治、教育等方面都有所改变，在作为一国思想形态之表现的艺术领域亦有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作为造船巨头而在战争中赚得大量资财的日本商人松方幸次郎认识到了西方艺术品的价值，更意识到以此作为媒介所能对本国民众产生的影响，开始斥资收藏西方美术作品。

　　1916年，法国雕刻大师奥古斯特·罗丹逝世的前一年，罗丹希望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法国政府。这一年，松方幸次郎正在巴黎旅居（松方曾于二十世纪初旅居欧洲），他在经济上给法国政府提供了许多资助，从而将罗丹的石膏原作全部翻制成铜像。这些作品每件铸造两个，其一便属于松方幸次郎。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期间松方幸次郎在巴黎购买的美术品全部被法国政府没收。直到战争结束八年之后，经过漫长的谈判，法国方面才将松方收藏中的371件作品（包括油画、素描、雕塑等）归还给日本，日本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就是在这些藏品的基础上建立的。

　　与松方幸次郎类似的热衷于收藏的日本企业家还有大原孙三郎，他曾于1920年、1922年两次委托日本画家儿岛虎次郎赴欧洲搜集购买西洋绘画和雕刻作品，其中包括法国19世纪印象派诸画家的代表作和20世纪初西方现代派大师的绘画。1930年，大原孙三郎在这些收藏的基础上创立了大原美术馆。1943年，大原孙三郎去世，其子大原总一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儿岛虎次郎收购的美术品的基础上，又陆续购买了许多绘画、雕刻、版画和工艺美术品。莫奈的《草垛》、《睡莲》，雷诺阿的《泉边浴女》、塞尚的《浴女》等作品都收藏于该馆。

　　在日本，不但有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的美术馆、专门收藏近代美术作品的美术馆，也有致力于帮民间艺术家举行展览的美术馆，还有专门介绍日本美术的美术馆，等等。这些美术馆都会根据其标准进行收藏，这些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在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能够反映西方与日本在美术领域相互影响的作品或与博物馆所在地有联系的美术作品。

　　可以说，从19世纪“脱亚入欧”思想发端，到20世纪日本国内收藏家致力于收藏西方美术作品，加之日本在教育、经济等领域有意识地向西方靠拢，使得其以极快的速度现代化。时至今日，日本已经诞生了诸如村上隆、草间弥生这样在全世界都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

　　百年之后的今天，在日本漫画的情节之中，都有与梵高经典画作《向日葵》有关的桥段和情节，这既是一种致敬，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日本国内对于西方艺术史学习的普及性。

　　东京富士美术馆不局限于时代性和地域性，面向全球。创始人池田大作曾说过，要让东京富士美术馆成为“介绍全世界的美术馆”：拿破仑让时代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让国王的财产变成了民众的财产，才有了今天的卢浮宫。富士美术馆因此举办过以拿破仑为主题的展览。在推动艺术教育方面，该馆还与当地的学校举办活动，从而让更多的年轻人享受到艺术普及的成果。正是出于这样的收藏及运营策略，富士美术馆才有了西方艺术史“全景画”似的收藏。

　　从“打卡”观展到了解艺术史

　　“艺术史全景画”味道的画作要来了，杨冬江还提出要带着原画框进行展出：“画框也是艺术品。”在法国画家夏尔丹的作品《绘画课》画框上，还用黑色字体标准书写着夏尔丹的名字——这正是画作产生时的主流装裱方式。这一细节也体现在了该幅画作的介绍文字之中。“有人对详细的说明文字提出了质疑，认为艺术品没有必要这样解释，但是经典艺术都有很强的历史背景，在展出时进行详细的介绍才能让观众收获更多。”杨冬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观众拥有更多的与经典画作“对话”的可能性。

　　在此前几年，大众普遍在观看艺术展览时有一种“打卡情结”，即“我来这个展览拍照了”的心理，但作为策展人，杨冬江则希望来参观的观众能够看到画作背后的故事以及艺术演进的过程，这才有了本次展览的“从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洛可可、写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与后印象主义，一直到后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潮流”的策展主线以及相应的详细说明文字。

　　在采访的最后，杨冬江说：“现阶段，中国的美术收藏经常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作品的价值，以市场作为尺度和眼界，处在一种‘追明星的阶段’。与日本美术收藏的系统性、艺术性，西方收藏所展现出的多元化及文艺性的表达存在差距，这一点我们要承认。”

　　本报记者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