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近日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不出意料，绝大多数出自年长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后有好多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情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文/陈平原 2016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编者注：本文刊登时有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