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优化

　　据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介绍，中国版权保护工作不断地在取得新进展，版权法律制度体系也日趋完善：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为建立版权法律制度先后颁布了一部法律、6部条例以及9个部门规章和44个规范性文件。另外，中国的版权司法保护强度在不断地提高，知识产权的审判体系也日趋健全。

　　除了宏观环境的改善，规范化的版权保护也在市场中成体系地发展起来：不仅有分门别类的各种协会直接参与版权人具体的权益维护工作，市场化运作的版权维护企业（事务所 ）也已规模化地发展起来。而随着企业的介入，在技术领域，版权贸易、版权监测保护工作等站上了新的台阶。“现在我们可以便捷地向PC端、IPTV、OTT以及移动端分发业务。”冠勇科技的吴冠勇声称，而且在版权监测保护层面，结合云计算技术、分布式存储技术以及大数据挖掘等技术，“可以实现全作品、全平台、全时段网络版权监测。”他说。

　　成熟的技术之外，版权保护的市场“软”环境也有了极大地改善。腾讯法务维权中心的林丹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几年前我打过一场官司，是关于音乐作品版权的。”从事作品版权保护工作多年的她说。官司最后我们赢了，但仅得到100元的赔偿，根本没办法用人力、物力来衡量。“现在不同了，2017年周杰伦作品的纠纷我们胜诉后，判罚的赔偿金有1万多元。”更为关键的还不是罚金的问题，“而是诉讼相对以前，只要证据充分，程序、过程‘简洁、明晰’。而且因为著作权人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众多的维权诉求我们可以集中分类，将同类案件进行打包处理，成本效益比显著改善。”她说。

　　的确，由于版权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运营相关业务的单位（企业）经营生态趋好，而且版权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大为提高——“懒得打官司”状态正渐渐成为过去的风景。

　　由此，进而形成了版权保护的良性循环，反过来又促进了版权维护全链条上的相关工作。

　　维权依旧在路上

　　尽管版权产业、版权保护工作有了质变式的进展，但仍旧“任重道远”。

　　目前，虽然自觉的付费意识已经被新生代接受，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熟，之前盗版的重灾区——网络世界——逐步得到净化。但“习惯”了免费“分享、共享”的心理仍然顽疾般存在。

　　好在和以前相比，“不管是网店还是网站，只要你提出诉求，很快都会得到回应。”山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说。现在网络监测迅捷，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现盗版行为。但是，在实物市场，“很多事情不是太好办。”这位先生说，仅今年他们就遭遇了几起学校使用盗版文本的事件，可因为是公立单位，交涉过很多次，虽然盗版商品停止使用了，但由于无法找到源头的盗版生产者，总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哪有那么多人和精力满世界盯着跑啊？！可“人家不说，我们又没有侦讯调查权，一点办法都没有。”找过执法部门，但这种“小事”通常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没啥办法。” 这位先生说。

　　实际上，在技术方面，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吴冠勇说。不光是破解加密，还有技术隐匿的传送，等等，盗版的也是技术行家，“警察与小偷”现在更多的是斗智。

　　事实上，著作权的民事案件近年来也是成上升趋势。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7》显示，2017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0多万件和19万多件。其中，新收著作权案件数量为13万多件，同比上升57%，占2017全国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总数的68%。

　　当然，数据本身并不意味着单纯的侵权行为增长，其中也有著作权人维权意识的提高——更多“懒得打官司”的人加入到维权队伍中。

　　显而易见，维权依旧在路上，尽管个体、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行为有了很大的进步……（本报记者 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