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满16岁的邓兴旺，摄于入学后不久

　　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前两年，海闻埋头于基本理论和《资本论》原著文本。第三年，他选修了几门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国际贸易课的范家骧期待着经济学的分析化；经济地理课每次都是欢笑满堂；78岁高龄的系主任陈岱孙也给本科生讲课，言简意赅。同学们时常谈起这位哈佛26级哲学博士传奇的一生，感喟老先生学术大家之风。

　　海闻大二那年，系里的老师厉以宁出版了个人专著《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海闻记得这位在课上讲过“起飞理论”的老师：四十来岁，平易坦率，谙熟西方经济学，常在课上介绍新颖的西方理论，讲得深入浅出，让海闻豁然开朗。后来海闻要出国，自己翻译成绩单，没有把握的地方就去问厉老师；偶尔厉老师也没有把握，就亲身跑去静园四院经济学系的资料室，替海闻查阅确认。

　　就在厉以宁出书的前一年冬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燕园以南十公里的京西宾馆召开，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77、78级再一次为历史作了证见——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

　　海闻察觉，这个国家上演的现实，正意图针对自己学了一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起一场致命的冲击。具体的经济行为竟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传统理路中脱了缰，学术界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怎么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海闻翻遍了自己的笔记，非但找不到中国的答案，反而分化出更多的疑问：企业怎么决定生产，应不应该有利润？办私人企业，雇人算不算剥削？农村包产到户，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行？熄灯后的长夜，海闻躺在床上，常就这些问题与易纲等室友争论起来。

　　海闻想起在北大荒的九年。那个埋首黑土，在试验田里搞水稻移植、玉米杂交的知青，在早稻方熟的时节，一并收割下时代的困惑。而今，这些困惑破土而出了，在这片园子里和经济学家们的关心共振。

　　1979年，中美建交。人们从电视画面中发现，并非“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是黑暗的、剥削的”，白纸黑字的“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也值得怀疑。一夜之间，中国看见了中国的问题，学术界批评四起。

　　海闻不关心这些问题。他更在乎的是“solution”：怎么做？他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要去找到那个正确的方法。他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真的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不只是他萌生了这个想法。大三，海闻的下铺空了。那个阳光、英语好、小他六岁、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的易纲，凭借仅有的三个公派交换名额之一飞去了美国。

　　海闻也要出国。他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大四一开学就再也按捺不住，想“早去早回，早日回国参加建设”。他急急忙忙找到系主任陈岱孙，向82岁的老先生辞行。陈岱孙晓之以理，劝他毕业后再走：“我们跟国外的教育是两个体系，人家并不会承认我们所有的学分，你现在去了以后，起码要补两年学分才能拿到你的学士学位；北大毕竟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学位也不要轻易放弃。”

　　海闻冷静下来，听从了前辈学术泰斗的建议。1982年1月，他才乘上了飞向教科书中西方经济学世界的航班。

　　“He is from Red China”

　　十三年零一个月后，手握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终身教职的海闻回国。前一年，睡他下铺的小兄弟易纲就已飞回母校，和学弟林毅夫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他想起初到美国时的自己。本科毕业，他甚至不具备任何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必需的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不得不旁听本科生课程恶补数理基础；西方经济学倚重分析，习惯了靠整理笔记、记忆提纲复习的他吃了不少苦头；作为第一代自费留学生，他课余也要打工，以求经济独立。某一次，几位亚洲同胞问海闻从哪儿来，他以China相答。对方追问：从台湾来的？他说，不是，大陆。问者闻言惊呼：He is from Red China！瞬间，所有人都望向海闻。“对他来讲好像我是一个稀有动物一样。”海闻想。

　　异乡的海闻再一次接触到老师厉以宁当年介绍的“起飞理论”，他始终认为，那堂课是他开始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启蒙。自然而然地，他选择了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

　　后来探望陈岱孙时，海闻对当年的系主任说，自己是踏着他的足迹回国了。在1978年入学的两届学生中，出国深造、身获要职、归国任教的旋律谱出了大量“后燕园时期”的人生变奏。就在海闻重回燕园的同年，归国两年的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二等奖。五年后的一篇ANGEW中，他将把世界首次合成的多种具有孔道结构的硼铝酸盐分子筛命名为PKU1-PKU9。

　　北大硕士毕业后，邓兴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也去了美国读博，本科毕业时留下的一大遗憾总算弥合。照他的说法，“那个时候不出国，好像人家都到月球上去，我还在地球上，差别太大”。

　　海闻的二舅常住美国，听说外甥决意赴美深造，自然是支持有加；而对于农村家庭背景的邓兴旺，该考的试一项也少不得。他向自己的硕导梅镇安借下一笔巨款——26美元的TOEFL考试费。导师慷慨解囊：“小邓啊，借钱不要老借，借一次就可以了。”邓兴旺听出梅镇安弦外有音——导师鞭策自己，要他一次通过。满分700分的TOEFL，邓兴旺考了560分——刚好过了美国高校的申请门槛。邓兴旺不好意思再问导师借钱，就向各大高校申请免考GRE，并且一并免除自己的入学申请费。只有包括哈佛在内的三所高校回函同意，最终，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

　　邓兴旺非但不喜，反而郁闷不已：“结果一个分校要的我。”——按他的理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大学昌平分校。想到自己几乎没什么积蓄，他就又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出，必须提供全额奖学金，“不然我肯定不来，我没钱”。孰料，校方竟答应了邓兴旺“得寸进尺”的要求。出国前，他和北大物理系的同学聊起此事，对方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告诉他说这是个好学校，邓兴旺这才宽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