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路的车铃响过，刘学红久久痴望着北京大学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彼时，尚没有人知道，再过几个月，一条不胫而走的消息就会席卷全国，把天地翻覆。高考，一副锈涩了十年的巨轮，将要在他们的足迹上碾下再次登程的辙印。

　　1977，春节，北京。

　　柴油发动机的轰鸣从西外大街响过白石桥路，一辆半漆成绛红色的斯柯达柯罗莎拖着挂车驶向海淀。路人目光一转，视野中晃过车身上嵌的蓝色水牌：32路，动物园-颐和园。这是从城里去颐和园的唯一线路，从动物园到终点站全程两角钱，服役的是北京市人民汽车公司从捷克进口的最好车型，乘客中不少是游客。

　　知青刘学红独自站在他们之中，时时望向窗外，失落与激动随着车厢的颠簸此消彼长。她想起密云库北的山区，想起上一年在林业队的辛苦劳作，挖一个树坑挣一个工分。她又想起前些天，自己作为密云县先进知青点的知青代表在表彰大会上的发言。春节回家，她已不复是去年离开时那个铁下心来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的小姑娘。离家的日子，她第一次尝过了乡土社会对异乡人有意无意的冷落与斥拒。她反复想起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爬到顶峰的那一刻：76级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了村里会计的女儿。

　　北京密云，下乡知青们胸戴大红花接受表彰

　　刘学红用羡慕的目光送走了那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姑娘，也送走了那年上大学的唯一机会。姑娘上了北京大学，读的是低温物理专业——物理，那是刘学红中学时最喜欢的学科。“平常都在一块儿玩儿，在一块儿劳动，为什么她能上大学，我们就不能？”话虽如此，刘学红心里清楚，就算自己跨过了插队两年以上的门槛，在家族势力把控的农村传统中，更多无形的门槛，是一个外来的知青几乎不可能触及的。

　　仿佛知道刘学红的心思，32路也似乎恰对北京大学格外垂青，线路环绕半座燕园，沿途连设三站：中关村、海淀、北大站。听说九年前，北大“文革”期间武斗最激烈的那一阵，32路也照开不误，三站里最多偶尔甩过两站。不去颐和园的乘客多在中关村站下车，因为在接下来的海淀站，阶梯票价就将从一角涨到一角五分。刘学红看着售票员操起一口京片子下车维持秩序，并没起身。她一心想绕着北大走完这半圈——尽管是在墙外。

　　那一年，距刘学红西南1600公里外的湖南沅陵，北溶乡邓家的长子邓兴旺在读乡里的高中。在村里，有五个孩子的邓家向来最积极支持小孩上学。“以后能不做农民就不错。”邓兴旺想。

　　那一年，距刘学红东北1800公里外的黑龙江虎林，红卫公社中学副校长海闻迎来了在北大荒插队的第八个年头。这八年，他搞过试验田、造过排灌站，那个“黑五类”出身、注定无缘工农兵大学生的下乡知青，似乎早已和冰封的黑土一同被冻结，成了“真正的农民”。

　　那一年，距刘学红1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扎赉特旗，中学教师林建华不久前也刚和巴达尔胡农场76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指标失之交臂，未能如愿进入地方的师范学院深造。

　　32路的车铃响过，刘学红久久痴望着北京大学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彼时，尚没有人知道，再过几个月，一条不胫而走的消息就会席卷全国，把天地翻覆。高考，一副锈涩了十年的巨轮，将要在他们的足迹上碾下再次登程的辙印。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7年12月25日，下午3:30。海闻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场，他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到今天为止，全国高考正式结束！”

　　至此，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冬季高考正式落幕。而此时，距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的10月5日，历时整整80天。

　　1977年的黑龙江，白山黑水间星散了从全国各地来北大荒“戍边”的知青，全省报考者近200万之众，远超一万人的招生总额。黑龙江省只得以公社为单位，在11月底提前举行一轮考试，筛出五万考生应考。副校长海闻不愿耽误白天的教学工作，买了一捆蜡烛，焚膏继晷、挑灯复习，终于跻身拿到准考证的五万人之列。

　　恢复高考的消息绕着北京密云水库上空盘旋了一圈，高岭公社四合村林业队的十一名知青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全数报名了高考。休息时，他们在田间地头捧起扔下两年的中学课本，惹来坐在树阴下吞云吐雾的庄稼人半开玩笑的不屑与挖苦：“这么用功！能考上吗？”

　　在远离书本知识八年的海闻面前，学业从未中断的刘学红可以说是考生中的绝对幸运者。与在“文革”中遭遇全国停课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她所在的部队子弟小学几乎未受冲击；及至初中，刘学红一级又恰逢邓小平主持整顿教育，全员得以直升高中。可即便如此，她关于理科繁复公式定理的记忆还是被高中毕业后长达两年的剪枝、施肥、配药、摘果无情占据。稳妥起见，她只得弃理从文。

　　可是学文要怎么报志愿？刘学红听说“中文系出来基本当老师”，她不愿教书，却又不知道文科还有什么专业可选。茫然、犹豫和复习的压力交替裹挟着她，也裹挟着那年全国570万高考生中的多数人。

　　一天，刘学红出门散步，偶遇了一位中学同窗。二人攀谈起来，话题很快转到了高考上。

　　“你报什么呀？”

　　“我？我报新闻啊。”

　　“新闻是什么呀？”刘学红虽然天天看报，却是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专业。

　　“新闻就是当记者，满世界跑。”

　　刘学红心下一动：这听起来倒很是符合自己的天性。她回家一查，北京仅两所高校开设了新闻类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尚不知新闻为何物的刘学红，就这样定下了学新闻的意向。至于第三志愿，她未曾多想，随手补上了“也挺喜欢的”南京大学天文系。

　　考前半个月，生产队终于批准了知青们的集体请假，允许他们回家备考。听说母亲的同事不知从哪儿翻出了“文革”前的几份高考历史试卷，刘学红就跑去她家，和人家孩子一起复习。日子一天天冷了，举国上下对这年高考的关注却从未降温，乃至沸腾不断。

　　与海闻相似，走出考场的刘学红“觉得还行”。语文命题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她回忆起两年间插队的日子，两千多字一气呵成。考完数学，她和同考场的一位高岭中学数学教师对了答案：包括她差点放弃的最后那道数列大题在内，答案一模一样。刘学红有了底：“基本上各科在80分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