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交与融：百川终归海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李白的诗中蜀地是神秘且与世隔绝的，但在展馆中，丫形射部的牙璋、有领玉璧等脱胎于中原文化礼器，勾连甘肃、新疆的青铜牌饰，来自海洋文明的青铜贝与阿文绶贝玉佩饰……一件件珍品却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开放且包容的蜀地。

　　而到了青羊宫文化时期，这种与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态势更是从未有过的鲜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羊宫文化展区内，“巴蜀”一词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蜀”与“古蜀”，似乎喻示着这一时期蜀文化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已经难分你我。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便是“巴蜀图语”。

　　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曾武断地评价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此古蜀文明没有文字一度成为考古界的共识。但这对古蜀文明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来说显然十分反常。据成都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介绍，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学界逐渐意识到，将一些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等器物上频繁出现的纹样认定为装饰，其实是低估了它们的文化价值——这些符号很有可能是当时巴蜀地区通行的独立文字，在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政策下销声匿迹。

　　提到“巴蜀图语”，就不得不提“巴蜀印章”，而“巴蜀印章”中规格最高的则是一枚古蜀王印。这枚“王之印玺”默默地隐藏在展区右侧，但即便它十分“亲民”地与一众“兄弟姐妹”待在一个展柜里，也掩不住它的独特与雍容。印章图案十分有趣，下方中部放着一个装酒的器皿“罍”，两边各站着一个人像，互相手拉着手；上方正中是一个网格状的图案，这疑似族徽的符号两侧各有一个铜铃状的乐器，谢志成告诉记者，它们一为木铎，一为金铎。铎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或战事时用的大铃，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这方印集文武之铎于一体，也证明了它的尊贵地位。

　　巴文化之外，蜀文化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也交集颇深。传说，有荆（今湖北、湖南）人鳖灵溺死，尸体逆流而上来到成都，竟然复活了。当时的蜀王杜宇拜其为相。因鳖灵生长于多江湖的荆楚，识水性，成功地治理了一场大洪水，最终令杜宇禅位于鳖灵。鳖灵及其子孙皆号称开明帝。有意思的是，中心柜中这五件鼎正来自开明王朝时期的蜀王墓。谢志成指着正中一件鼎向记者示意，只见它附耳、蹄足，鼎盖上卧了三只铜牛，是典型的楚鼎样式；而盖内铸铭“邵之飤”中的“邵”又恰是楚国三大姓氏“屈、景、昭”之一，似乎暗示了蜀地王族与荆楚的历史渊源。

　　更有意思的是，这只鼎与其余四只蜀人的“仿制品”共同构成了“列鼎”现象。谢志成介绍，以九、七、五之数成组列鼎是周王朝的礼器制度，出现在四川地区还是首次发现，他还指出此墓葬中同时还随葬五件形制相同的铜罍，则又体现了蜀地特有列的罍制度。中原王朝的礼器制度与蜀地的礼器制度同时并存于同一座墓葬，正是古蜀文明逐步融入华夏主体文明的证明，也让我们看到，或许每个文明的骨子里都带着渴望交流的基因，没有哪一种文明能是一座永远的“孤岛”——可能一时会受到地理限制而闭塞，而一旦这种限制被打破，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便再难阻隔。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本文明中特性的棱角也将不可避免受到消磨——可惜吗？

　　不。王朝或有尽时，文明却永远不死：吸收了秦楚文化后从瑰异走向写实的水陆攻战纹青铜壶凭借繁复的长篇人物故事攀上了战国青铜艺术的新高度；而巴蜀文化创制的青铜鍪、巴蜀图语中的虎纹被秦文化吸收后也随着武力扩张渗进各地的文化……正是这样的层层积淀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走出展馆前，记者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也许很久都不会再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体验了：千百年的光阴被浓缩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内，从中走过，便目睹了一个文明从惊艳亮相到恢宏落幕。这就是文物的力量，也是文物展览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