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形青铜铃 本报记者 李韵摄/光明图片

　　【新展大观】

　　日前，“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登陆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中，将有210件（套）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132件一级品。

　　 与以往展览重审美而轻史论的陈述思路不同，本次展览将从三星堆惊艳世人的亮相到青羊宫气势恢宏的落幕，为观众铺陈开整个古蜀文明发展的浩大图景，进而通过追溯文明与文明之间勾连的气脉，勾勒出这支瑰异的青铜文明在华夏文明生成过程中的持续贡献。

　　1.承与变：铜金交相映

　　1986年夏，随着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国宝重器横空出世，三星堆顿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有学者推测，这些国之重器湮没于尘埃是因为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随着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间的更迭，三星堆文化式微，十二桥文化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金沙遗址地区。

　　为了直观地呈现这一点，展览大胆吸纳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方介绍，经过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像从发型、发饰进行比对解析，佐证了古蜀文明早期的上层社会中有两大族群：主世俗事务的“辫发”族群与主祭祀的“笄发”族群。然而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辫发族群取代了笄发族群成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会一家独大。

　　但政治影响力可以擦除，三星堆时期的文化烙印却无法从十二桥文化中抹去。通过平行对比，展览带着观众抽丝剥茧，从权力、信仰、礼仪等角度揭开了社会变革中两个文化间紧密的传承关系。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过去权力更迭的象征器物今天却成了解密两种文化传承关系的关键符码。

　　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权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毫无疑问是金面具。在展馆中展示的诸多青铜人头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尊戴金面具的辫发青铜人头像，其大小、形状与展出的其他人头像几乎别无二致，但在金面具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威严高贵、气度不凡。金面具的双眉、双眼部位镂空，与头像浑然一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历蹭试、剔除、黏合等繁复工艺。王方告诉记者，制作金面具绝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义。

　　而这样的金面具在十二桥文化中也有发现。本次展览展出了金沙遗址所发掘的两件金面具中较小的一件。面具表面光彩熠熠，背面却略显粗糙，表明它应该同三星堆的金面具一样是某个器物或人像的附属。学者认为，它很可能作为神职人员祭祀作法和神灵沟通的法器使用，这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其他文化中还未曾发现，足以说明金箔覆面的用法和文化内涵是一以贯之承袭自三星堆文化时期。当然，细细比较仍然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这场政治变革留下的痕迹：三星堆的面具眼廓呈菱形，而这件面具却呈椭圆状，暗示了权力中心在两个族群之间发生了转移。

　　除了金面具，“权杖”是三星堆时期另一重要的权力象征。王方说，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权力道具便是一根残长143厘米、包覆金箔的权杖，杖上饰有带头冠与耳饰的人头像以及箭射穿鱼、鸟的纹饰。尽管这根“金杖”没有来到本次展览的现场，但有另一件权之重器——爬龙柱形青铜器。这只“爬龙”有着羊一样外翻的大犄角，龙口大张，獠牙外露，威势毕现；龙身则像蜥蜴一样趴在柱形器座上，两爪攀附两侧，尾巴稍稍勾起，显得生机盎然。由于器物已在埋藏前损毁，对其性质学界一直多有猜测，但相信只要见到它，便没有人会怀疑它对于“至高无上”的诠释力。

　　而十二桥文化时期权力具象出现了新形态，其代表器物就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金冠带。冠带表面采用精湛的錾刻手法，以对称布局的形式刻画了四种图案纹饰：中央是简化了的人头像，两侧以延续的方式分别刻有一鸟、一鱼、一箭。每组之间又以人头像相衔接，线条流畅，生动奇妙。“这鱼、鸟、箭的组合图案却又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纹样几乎一模一样，若说这种权力表现形式直接承袭自三星堆文化也毫不为过。”王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