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平凡的人，这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观，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不理解马克思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全部生活体验，就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从生活的苦乐年华中蒸腾而出的生命哲学——这一点即使在他的童年感受中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很多马克思的信奉者和拥趸者，都希望从马克思的儿童时期就找到他堪称伟大的人生足迹。但是所有的传记资料都表明这是困难的。马克思出身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律师。这种有名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显赫的身世和功业，充其量这也只意味着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个家庭给马克思提供了物质的富裕和精神上的从容。马克思的父亲喜欢拉丁文的希腊、罗马文学，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卢梭、伏尔泰的哲学著作，这些文本中都闪耀着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年代所崇尚的人文光芒。马克思的母亲是个荷兰人，是个以勤劳和谨慎作为生活信念的普通妇女。因此在马克思的整个童年时期，他的耳旁，经常听到“注意清洁整齐”“注意节省”“注意早睡”“不要喝过多的咖啡”“不要抽烟、酗酒”这样的唠叨。

　　流传较多的是关于马克思儿童时期的叛逆表现。比如，他会从特里尔城的山上把姐妹们当做他的小马“驱赶下来”，还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脏面团做成的“蛋糕”。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为他有种特殊的本领，善于编造一些天马行空的故事来说服大家。当马克思听妈妈解释“抽象”和“具体”的区别，说“‘具体’就是看得见的，摸得到的；‘抽象’就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小马克思在作文本上写下：“今天早上我起来，看见我具体的妈妈，在烧具体的早饭。我打开具体的窗户，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抽象的新鲜空气……”这样的表达的确聪明可爱，但是也不好和他后来闻名于世的撰写《资本论》的抽象能力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这些童年经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淘气和可爱，并没有什么远高于普通人的不同凡响，唯一可以证实的是他的童年记忆是阳光和快乐的。

　　这种阳光和快乐，弥漫在他成人后对世界的积极拥抱和乐观心态中，当马克思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的时候，童年成为他描述古希腊文明的一个形象化的视角。他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希腊人用铁器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海外贸易的范围，他们致力于在政治上建立维护个人财产和自由贸易的城邦制度，同时在精神生活领域构建倡导人文力量的共同信仰，这种民主和人文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根源。“正常的儿童”是充满自信、阳光和乐观的，希腊文化的确具备这样的特点，正因为这样，整个希腊文化也被马克思称作“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

　　马克思的童年并非全是阳光，也充满痛苦的滋味。那时的结核病类似于癌症在今天给人的威胁。马克思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很早死于结核病。即使他还处于懵懂的年龄，这种被迫的生离死别不可能不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无常和自然力量的强大。当他为人父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也在颠沛流离中，承受贫困交加和动荡不安。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两年后，次子弗朗西斯夭折。马克思把这些不幸都理解为制度罪恶下的“牺牲品”。1852年，女儿珍妮也面临病魔的折磨，马克思写道：“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他可以用思想和著作来为改变全世界穷苦人民的命运而努力，但是对自己的亲人却无能为力。毋宁说，成年的马克思深怀远大理想，这时，他已经意识到照顾家庭的安乐和天下人的安乐之间存在矛盾，而他选择了后者。

　　在马克思的体验里，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存在，人的渺小的活动必须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但他并没有向隅而泣、消极厌世，而是勇敢地探求真理，寻求贫穷、疾病这些普遍问题的制度性症结和解决办法。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逻辑中，他在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他对子女童年生活的在场感受，都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支持和感性依据。仅仅有那样的苦乐童年的阅历并不是他成为一个历史伟人的充分条件，但是他强大的自觉能力，使得这样的童年生活可以转化为审视和批判世界的独到的精神底色，成为他哲学思考的深邃之眼。　杨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