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上下五千年”，短短五个字，却浓缩浸润了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对于古老中华文明厚重而丰富的情感：热爱、敬畏、自信、自豪……那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的？是不是确有五千年的历史？她有着哪些特点……围绕这些“最早的中国”之问，一代代中国学人用汗水与青春不断追寻求索，每个中华儿女也满怀关注与期待。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一项承载着“中国考古学百年梦”的工程。来自50余家科研单位的近400名研究人员奔忙在40余处涉及文明探源的核心遗址，以田野考古为中心，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将实验室延伸至田野，不断复原不同时期先民的生活情景，讲述日益丰满的起源故事，拂起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

　　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

　　早在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就遇到一个难题：悠悠古史，从哪里写起？太史公不由感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近代中国命运多舛，三皇五帝肇始的古史传统面临动摇和坍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有赖于对她的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人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的目光投向新生的现代考古学，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书写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成为学人的自觉担当。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缺乏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前贤始终没能说清中华民族到底是何时及如何迈进文明门槛的。“这就成为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探源工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探源工程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充满激情地说。

　　随着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浙江余杭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一项项重要考古发现让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来越真切地触摸到早期中华文明脉动的韵律。

　　2006年6月，长期负责良渚项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发现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河沟，他敏锐地预判这里可能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古城墙。历经一年多的调查钻探，一座尘封地下5000多年、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重见天日。城外还有长达35000米的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排灌功能。

　　其实，在追寻文明的曙光时，良渚一直吸引着考古人的目光。早在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面对遗址感叹：“我看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一幅气度恢宏的都邑画卷徐徐展开：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根据专家估算，良渚大城、水坝、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余万立方米，共需3600万人日工，或者1000人连续工作10年左右，此外还需有更多人提供后勤保障。刘斌表示：“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及强大的动员能力，说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间，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初期的国家，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2012年6月，内蒙古敖汉旗，探源工程的考古队员正在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测绘，几块独特的泥质红陶碎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通过对周围100平方米范围内的耕地进行筛选、采集，不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碎片，考古队员最终找到65片陶片，并精心拼对复原出一尊陶人。

　　这尊陶人通高55厘米，形象逼真、表情丰富，是目前为止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最大的整身陶质人像。“陶人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们先祖的形象，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崇拜提供了最直接的考古实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至今谈起这一发现还激动不已，5000多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

　　“距今约4200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处特殊建筑内，上层贵族已经陈设好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当春日的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霎时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4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山西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绘声绘色地讲述根据新发现的“观象台”遗迹复原出的古人“礼天”细节以及“居住在巨型城址宫殿里的王，如何通过祭祀来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威”。《尚书》有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尧天舜日的礼乐文明。根据陶寺遗址的年代、位置和规模，许多古史和考古学者认为它有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尧之都城——平阳。“至少可以据此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何驽对此很有信心。

　　“这些口弦琴可能承担着共同的功能——沟通人神天地。”2018年5月2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发布会上兴奋地宣布，石峁遗址出土了一批骨制口弦琴、管哨和陶制球哨。骨制口弦琴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出土数量20余件，系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的弦乐器。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县，探源工程专家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三重石构城址（分内城、外城、宫城）、形态接近“金字塔”式的大型人工建筑、贵族墓地等。据孙周勇介绍，石峁遗址发现了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这表明距今约4100年陕北地区也已进入文明社会，丰富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此外，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也获得重要发现。这些都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300至4300年期间，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依照历史记忆，可称之为‘古国时代’，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王巍非常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