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旸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不少人说上海繁荣与当时美英法租界有关，但其实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自开埠地”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洋租界，而这个地方就在宝山。日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史专家李天纲做客行知读书会，解读北上海的“城市之眼、长江之睛”宝山以及宝山背后的海派文化。

　　作为明代的抗倭前线，清代的海防重镇，宝山既有唐韵古刹，也有宝山烽燧。步入近代，先辈以开埠为机缘，依海带江，立潮头，开风气，领先机，潘光旦、张君劢、张嘉璈、陶行知、丰子恺、陈伯吹，或生斯长斯，或托宝山而展拳脚，乡贤云集，人文荟萃。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抗战御敌，宝山时时都在第一线；现代经济、现代文化、铁路码头、工厂实业、新式教育，宝山分外夺目。在李天纲看来，宝山发展所折射的海派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海派不单单是商业、娱乐，或是消遣、消费，它骨子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东西——现代科学、高等教育、先进技术、文化气节、人文精神。“有些人认为上海就是风花雪月，说的就是小资。其实不是的，海派文化有其铮铮风骨存在于民间社会，这个不能被抹杀。”

　　众所周知，宝山有吴淞口，是黄浦江的入海口，一直为上海港船舶进出长江口的咽喉门户，“但是，为什么黄浦江的入海口不叫浦江口，偏叫吴淞口？”李天纲说，永乐二年（1404年），黄浦江穿入吴淞江，从此“江浦合流”，共用一个入海口，吴淞口的老地名也就沿用下来。宝山的山，就来自永乐十年（1412年），作为航海标志而堆起来的土山。清雍正二年，宝山正式成为一个县，虽说是新县，可当时富有的几个老镇都归它管辖。如今我们常听到“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称谓，可见当时富庶。

　　1842年上海开埠，可以说，上海的发展首先就是从宝山开始的。1876年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建成，连接的两端就是苏州河北与吴淞口。1897年中国人在原址又修建了一条新路。从此，宝山变成了通商的大型商埠。

　　“最早的市政建设，也是从宝山开始。1890年代中国人在宝山‘自开埠’，开电厂，修马路，建学校，搞实业。尤其是1907年张元济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四五千名员工入驻江湾镇南面宝山路，建立了超级现代化的商务城，修建了亚洲最大最重要的东方图书馆，30万书籍典藏，10万江南藏书家贡献的珍贵古籍。这是很了不起的。”李天纲说，1905年左右，吴淞镇一下子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最集中的地方，如同大学园区，起因是马相伯和于右任等人把新创立的复旦公学从徐家汇搬到吴淞，宝山人袁希涛是清末学制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袁氏和“状元实业家”张謇、淮军名幕僚马相伯等一起办“江苏教育会”，他就努力把清朝洋务练兵空余下来的炮台湾，吴淞镇营房拿来办学校。

　　到了1930年代，为了抗衡租界，“大上海计划”在江湾镇大兴土木，建政府大楼、图书馆等一应设施。“海派文化和商务印书馆新式事业联结在一起，中国各种各样新的文化事业，很多全都在商务印书馆做。该馆当时已经深入宝山县境，就在江湾镇的南面，所以海派文化和商务印书馆与宝山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宝山能够成为海派文化源头的主要原因。可惜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人把它们全都付之一炬。当时炸完后的灰烬三个月不尽。”李天纲说，江湾当时高等院校林立，走出了一大批代表海派精神的仁人志士，马相伯、盛宣怀、张謇、黄炎培、潘光旦、陶行知等等，他们办的教育、实业，对上海、对中国的影响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