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海派书画巨擘任伯年诞辰180周年

他为何能在大俗之中铺展海派绘画的大雅之美

　　王琪森

　　历史地看海派书画从高原的形成到高峰的崛起，应当讲是任伯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经典的建树。为此，徐悲鸿曾说任伯年是“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

　　海派书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海派文化艺术圈的开放风气，海派书画的社会运作，这三大要素实际上涉及了一位艺术大师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市缘，与海派书画这个群体的群缘，与海派文化这个谱系的文缘。正是这三种文化的总和，塑造成就了任伯年，而任伯年也为这三种文化的发展与提升，做出历史性贡献。

　　朵云轩木板水印制作的任伯年《群仙祝寿图》

　　任伯年人物、花卉、山水、翎毛、走兽、虫鱼无所不能，这正是作为海派中职业画家所具有的从业能力与艺术资质。他的画法工整严谨，线描畅达劲挺、用色酣畅明艳、气息高古朴茂，亦工于人物肖像，展示了海派主流画风和市民欣赏特性。

　　任伯年(1840～1895)，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浙江山阴(绍兴)人。出生于民间画工之家，父鹤声，字淞云，工肖像写真画。任伯年幼时，即受到父亲的绘画训练和技法传授，打下了扎实的写实基础。后从其族叔任熊、任熏学画。于1864年随任熏赴宁波从艺卖画，人物画技艺日进。1868年冬，任伯年从苏州赴上海，在城隍庙一带摆地摊售画，生活穷困，后得到海派书画名家胡公寿的赏识与帮助，成为驻堂画家，遂崛起于海派书画名家群体。方若在《海上画语》中云：“胡为钱业公会所礼聘，扬誉自易为力，且代（任伯年）觅古香室笺扇店，安置笔砚。不数年，画名大噪。”

　　任伯年作为一名海派书画的集大成者和前期领袖，他以其睿智敏锐与大胆开拓，取法东西、融会中外、广采博取，形成了崭新的海派画风与独特的都市图式，使海派书画达到了一个时代高度。他也使海派书画真正具有了近代意义上艺术流派构建的历史地位，从而和以前的华亭画派、扬州画派、金陵画派等具有新旧的分界，使中国绘画在清末这个历史结点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为之产生崭新的近代绘画格局，并与世界接轨。正是通过对任伯年历史贡献的考评和艺术成就的分析，可见任伯年的从艺与发展具有三大因素：即是海派书画群体的创作效应、海派艺术文化圈的开放作用、海派书画市场的社会机制。

　　任伯年的师友圈

　　——海派书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

　　任伯年早年受到任熊、任熏的言传身教，对胡公寿怀有感恩之情，而与吴昌硕则情在师友之间

　　艺术家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存于某个历史过程中的人，必然会与同时代的艺术家进行群体性的交往，产生创作形态的相互交流和审美观念的互相体验。因此凡是艺术大师、流派领袖性的人物，必定会学习他人长处、借鉴他人技艺、吸纳他人方法，使创作成为个人艺术实践的总和和个人审美思考的体现。任伯年在上海不仅经历了这种转益多师的过程，而且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取精用宏的过程。

　　任伯年早年跟族叔任熊、任熏学画，并跟任熏在宁波一边学画，一边卖画，时间长达四年。也就是说任伯年从涉足画坛之初，就受到海派书画家群体中代表性画家的言传身教。任熊、任熏作为海派书画前期的领军，他们有着深厚的传统、精湛的造诣、全能的画艺，人物、花卉、山水、翎毛、走兽、虫鱼无所不能，尤擅长于人物肖像，这正是作为海派中职业画家所具有的从业能力与艺术资质。而任伯年也正全面师承了他们的画风艺格与创作意识。画法工整严谨，线描畅达劲挺、用色酣畅明艳、气息高古朴茂，亦工于人物肖像，展示了海派主流画风和市民欣赏特性。

　　任伯年是1868年10月在苏州相识胡公寿的，并为之作《横云山民行乞图》。就在这一年的冬季，任伯年正式定居上海后不久，胡公寿即向古香室笺扇店推荐他为住店画家，得到了胡多方的生活照顾。胡公寿的画斋为“寄鹤轩”，而任伯年取“依鹤轩”，反映了任对胡的感恩之情。任早期绘画主攻人物、花卉，而胡公寿的山水功力颇深，任时常向其请教，方悟山水之道。曾是任伯年的同乡、后成为吴昌硕入室弟子的陈半丁亦回忆“作画要站着画，不要坐着画，任伯年得胡公寿指点，在创作过程中，曾把纸铺在地上，人跑到楼上看下来。”徐悲鸿亦佐证了这段史实，他在任伯年所画《胡公寿夫人像》上题跋曰：“伯年与胡公寿交甚契，此胡夫人像，戊辰之秋，与公寿之乞食图同归乎吾，皆伯年早岁笔也。悲鸿。”

　　任伯年与吴昌硕情在师友之间，当年吴昌硕从苏州来上海时，曾带了数幅任画的梅竹等花卉回苏州临摹，日后再请任指正。而任对吴深厚的书法功力、独特的金石印风和即兴吟诗的才气亦十分仰慕，他们亦时常切磋书法、金石。《海上墨林》第三卷曾记载：“有一天胡公寿对吴昌硕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因为吴习画是在30岁以后。当时任伯年在座，即跟着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山也说：‘画不以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从中可见任伯年对吴昌硕才华的服膺，任的书风亦受吴的影响而变得笔力遒劲。吴昌硕亦真诚地称他和任之谊是：“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

　　任伯年正式定居上海后，还和另外一位重要的海派书画家高邕之订交。高邕之出身于名门，其父高树森为苏松太道吴煦记室，后入李文忠幕，襄订通商条约。高邕之以书法名世，得魏碑之气韵，线条雄强郁勃。亦能作画，取法于八大、石涛之间。家中富收藏，任伯年曾从高邕之处看到八大山人画册，相见恨晚，时常在高家临习，深为八大超逸高雅的画风所叹服，并悟用笔之法，画风就此焕然一新。《海上墨林》曾载“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自言‘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由此可见，正是海派书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使任伯年完善了自己的绘画技法，拓宽了自己的审美视野，提升了自己的笔墨境界，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追求与个体性的突破中，形成了任伯年那种典雅绚丽、富美清新、雅俗共赏的风格，使海派书画实现了历史性的嬗变和经典性的更新，从而标志着海派书画艺术形态化和创作对象化的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