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用千年的虎符 正是“合同”的起源

　　按杨泓的说法，中国古代，将虎视为“山兽之君”。又因它凶猛，故被视为武勇的象征，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时期，出土的玉钺上就有神人骑虎的图像作为装饰。虎还常用来作为军器的名称，例如武将的营幕称“虎帐”“虎幄”，遮护营垒的障碍物称“虎落”，明朝时还将一种形体短粗的火炮称为“虎蹲炮”。发兵符节称为“虎符”“虎节”也是这种传统的具体表现。

　　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分成两半。一半留京师，一半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你知道现代词“符合”吗，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我们常觉得，有了虎符就是有了王命，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队，其实并不是这样。兵者生死大事，制度极为严密，调兵程序在历代都很复杂。虎符的使用，一般要配合玺书或者诏书。虎符是发兵的信物，但因为它无法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所以必须由诏书加以确认，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信陵君窃符救赵，持如姬冒死窃出的半边虎符亲赴前线统军大将晋鄙的大营，但因为没有诏书，晋鄙怀疑，不肯交出兵权。不得已，信陵君让朱亥以巨锤击杀晋鄙，之后才能拣选精兵，击退围攻邯郸的秦军。

　　同时，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方能出兵，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将军叛乱。

　　隋朝时，虎符改为麟符。到了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武则天当朝后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鱼符也分左右两半，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盖骑缝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其源头即在此。宋时期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从先秦至宋，虎符的使用长达千年以上。

　　穿过猛虎的身影 仿佛听到遥远的楚声

　　不少学者都指出，从纹饰、文字等方面看，南越王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节与楚文化似有渊源。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专家们指出，现出土的节多在楚地，有1967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1946年在长沙发现的铜龙节。此外，唐兰先生曾记载有“王命命传赁”铜虎节，与长沙出土的龙节铭文相同，而造型却与南越王墓的虎节极为相似，据传其出土于楚最后的政治中心寿春（今安徽寿县）。可以确定，南越王墓的虎节是典型的楚器。它也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

　　这件虎节是怎样来到粤地的呢？有学者推测比较大的可能有两种：一是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武王赵佗曾“攻长沙边邑”，虎节疑为赵佗攻占楚国旧地时所获，传至文王赵胡时成为随葬品；二也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

　　南博馆的专家们介绍，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物，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影响的特点，其中楚文化因素是最显著的方面之一。与铜虎节同出的南越王墓中其他的多件金属器，以及墓葬形制、墓中壁画的卷云纹图案等，都是佐证。

　　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开始便领异标新，与中原文化趋争先，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南博馆中展出的一件铜鼎，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唯一东周楚式鼎，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楚王室重器。学者们推测它与秦军的南下有密切关系。展出的铁器如铁锛、铁斧等，都具有鲜明的战国楚器特点，应该是来自楚地。展出的大批铜镜和中原各地战国时期的铜镜在铸造工艺、纹饰图案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尤其和“楚式镜”更为相近。楚国是战国时期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判断，楚地铜镜应该是在秦末汉初大量输入岭南地区的。(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