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龙泉溪口瓦窑洋考古现场

宋元及明初海上丝路探源

丽水龙泉及瓯江两岸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宋元及明初时期，特别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同时，宋元及明初时代也是中国古代通过海上丝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最成功的时代。

　　宋元及明初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商业发达。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宋高宗赵构才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既然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给沿途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财富，那么承载财富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其源头和起点又在哪里呢？

　　海上丝路共建共享的“金钥匙”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这样表述瓷器海运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瓷器出口量虽然大得惊人，需求却还是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真正成了联通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帮助从业者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龙泉青瓷是宋元及明初外贸瓷的代表

　　青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称。龙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兴于北宋，盛于南宋。龙泉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

　　烧制龙泉青瓷的龙泉窑既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又是宋代“龙泉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八大窑系之一。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馆长陈万里曾先后8次到龙泉大窑等地考察古窑址。他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从出水的“海捞瓷”中也可以发现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运载的瓷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1984年，韩国考古界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在这艘船上，共发掘出了2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就有12000多件，占比高达60%以上。

　　龙泉本土青瓷研究专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