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教士墓地

　　其次，出于宗藩秩序和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康熙皇帝对朝鲜使臣和西方传教士给予的对待存在差距。作为藩属国朝贡而来的使臣，一切礼仪规格必然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在朝廷的角度，属臣终究是属臣。而传教士们则不同，他们虽然也在任钦天监或宫廷任职，活跃于外交、艺术乃至医药领域，但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充当着皇帝师长或医生的角色，因此，他们得到的是君臣体系之外的“家人待遇”。

　　再次，是对康熙皇帝所寄托的期许不同。对于朝鲜君臣而言，他们坚信“胡无百年之运”，又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昏庸导致中国的内乱，因此得到的客观实际只有在符合套话色彩的前提下才能够为朝鲜君臣所接受。而对于传教士们而言，“传播福音、推进科学、扩展本国影响”才是他们远渡重洋的动因，相应地，他们需要对康熙皇帝乃至欧洲的统治者们采取迎合的态度，以换取最大的实际利益。

　　至于康熙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想来应是实话。

　　参考资料：

　　1.【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2.刘广铭：《<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康熙形象》，《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冯尔康：《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4.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外文学（季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