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认为，《战国红》是一部严肃的、包含多重伦理诉求的小说。所谓多重伦理诉求是指，首先，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以扶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次，它又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包含生态、科学、思想的科学扶贫作品。这部小说将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和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有机结合，不仅写了扶贫工作队带领大家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治赌、治懒、治病，整治环境、整治人心世风，还包含了文化扶贫、政治扶贫等方面，写得非常精细，令人信服。

　　《中国图书评论》主编杨平说，现在写精准扶贫，文学虚构的成分比较多，跟现实的农村生活、脱贫生活不符，与真实情况是有距离的。这部作品却写出了农村的真实故事，不光写出了生活表象，还把本质的东西写出来了。把时代的精神风貌和这个时代的人为了伟大事业如何去奉献自己的真实精神世界写出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认为，如今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脱贫攻坚以来出现新的现实，作为新的主题创作领域，还有很多经验值得积累，这部小说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这类小说能不能写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创作积累和创作经验。这部作品的特点在于，作者在过去的乡村体验中积累的很多东西构成了小说的细部，使小说具备了有质感的现实生活基础，这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细部的东西。

　　2、它书写了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从乡土叙事的探索上看，是一种新的积极的现实主义道路探索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晓明说，这部作品写了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乡土叙事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方面，其在家族叙事、历史叙事、苦难叙事等方面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是在表现20世纪中国乡村的深刻变化以及乡村中积极的、新的肯定性方面，中国文学一直没有特别卓越的作为，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一直试图寻求创新的一条道路。今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又以精准脱贫这个伟大的召唤作为引导，这对文学也是一次伟大的召唤。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乡土叙事新变革的探求方面，从现实主义角度分几个方向：一是激进现实主义；二是批判现实主义；三是新的积极的现实主义，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一直探寻的，是在倡导主旋律的这一大的召唤下的现实主义新努力。这方面最近几年涌现出不少作品，《战国红》是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革，这部作品的书写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张清华则提出，《战国红》是一部有重大主题但并不概念化的小说。他说，描写乡村社会，新文学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强烈的悲剧意识、现实关怀是这类小说的传统。随着当代社会变革的脚步，原本的写法被改变。《战国红》一书中也是几度波折，尤其是小说中作为小说双线之一的、对第一批扶贫干部海奇扶贫之路的艰难曲折及最终失败的描写，以及对第二次扶贫因为资源的充裕和政策的强力支持而获得成功的表现，两条线彼此交错，构成了时空的交错和对照，这在小说的叙事和构思上产生了新意。

　　施战军认为，《战国红》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新时代题材小说的方式。他说，我们总是盼着有新时代的《暴风骤雨》，新时代的《平凡的世界》，事实上，新时代就应该有反映新时代自己特点的东西，有反映新时代主要矛盾之下新生活的东西。很多作家还是以从前的文学作品为参照，去审视当前的生活来创作。属于文学的新的精神系统或者审美系统如何建立，是下一步作家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艺术难题，而这部作品恰恰是在这一探索路途中非常珍贵的收获。

　　3、作品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扶贫干部的群像，写出了人物、写出了性格、写出了精气神

　　文学作品如何书写时代？根本上要靠人物，靠人物的性格、形象和精神风貌。李敬泽认为，《战国红》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人物的情感世界。他说，小说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扶贫干部的群像，写出了人物、写出了性格、写出了精气神。从海奇到陈放到杏儿等一批形象立住了，而且在这批人身上或多或少、层次不同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很重要的精神风貌。

　　白烨则着重谈到杏儿形象的塑造，他说，由杏儿这个乡村青年女性切入，《战国红》写出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作品里的杏儿天资聪慧、为人质朴、喜爱诗歌，这使得杏儿虽置身乡村却保有理想。她心系家乡，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和长于沟通，成为柳城村脱贫攻坚的先行者。杏儿这个形象由淡到浓，由弱到强，体现了当代青年志在改变家乡面貌和为乡村振兴事业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在她身上，文学情怀与现实抱负相随相伴，体现出新一代农村青年的新造诣与新素质、新志向与新风尚。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也谈到，时代性不能概念化、符号化地体现，而是要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现。她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塑造了人物的性格。作者写了一批人物，这批人物非常珍贵，杏儿以及她周围的扶贫干部们都是有层次的，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性格逻辑、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可以展开的东西。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则认为，《战国红》是全景式展现辽宁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一幅图画，其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塑造了一批90后农村新人的形象。

　　4、整个作品既很现实，又很文学，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具有接地气、扬正气等诸多特点，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的小说力作

　　谈到主题创作的文学性、艺术性表现，白烨说，这部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整个作品的矛盾冲突营造得较好，很抓人。另外就是前工作队员走了之后留下的很多疑点、谜团、传说构成了一条副线。还有杏儿爱写诗，都使得这部作品很有文学性。他说，整个作品既很现实，又很文学，这是现实题材中比较少见的作品。他觉得反映扶贫工作的文学作品既要把扶贫写好，也要超越扶贫，要使作品在扶贫工作完结之后依然能留得下来、传得下去，这部作品做到了。总之，《战国红》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接地气、扬正气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的小说力作。

　　陈晓明则认为，这部小说采用了诗情画意的笔法，作品语言非常讲究洁净，多用白描，读起来透着诗情画意。这种画意并不只是表现在山水上，而是表现为人物间的关系。另外，战国红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既是党的初心，又是民心、诗心。它不像别的小说，使其道具化，而是在故事的推理中一点点绽放出光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着重谈了这部小说的比兴手法。他说，滕贞甫的小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他的小说有一种古典之美。其中，突出表现在他爱用“比兴”手法。《战国红》的主题就是一个很大的比兴，即以战国红玛瑙来起兴，来寓意辽西地区的扶贫事业，来比兴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品德的人。小说的很多人物，都具有战国红般的品质。

　　研讨会上，作家滕贞甫也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他说，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感动。去年，他两度去湖南湘西调研精准脱贫工作，两次去十八洞村，那是总书记发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地方，看到了当地驻村干部的不易，对此感同身受，因为18年前，他也曾在辽西挂职对口帮扶。作为一名作家，不应该对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无动于衷，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让7000万人摆脱贫困都是亘古没有的伟业，这件必将载入史册的大事在文学上应该有所表现，新时代文学的长廊里，驻村扶贫干部的形象不能缺席，他感到有责任创作一部作品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