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

　　文汇报：您在极地科考时，在与不同国家的科学同行交流中，有没有发现值得我们借鉴的科考经验？

　　孙立广：在南极长城站科考时，我几乎每天都会看见一位来自德国耶拿大学的鸟类科学家汉斯来到长城站海边的淡水池塘旁，点数贼鸥的数量。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观测点，更让我震惊的是，汉斯已经把这个我们看来枯燥的工作做了40多年。这项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将表达气候变化和站区的人类活动对贼鸥数量和迁徙的影响。但我们似乎还缺少这样有耐心的长期监测工作，原因似乎很简单：谁能保证进行这项研究的青年学者的职业升迁呢？哪个博导能保证自己的博士生做这么长期的研究还能如期毕业呢？但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我们似乎还缺少这类长远的具体研究规划，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开始进行的业务化长期监测也许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靠大家轮流做，与一位或一个团队的科学家专心致志来做，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文汇报：您提出了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问题。您认为，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亟需补上什么短板？

　　孙立广：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是袋鼠式的“双脚跳”，总是先迈出技术的一小步，随之再跟进科学的一大步。光学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的新世界，微生物学诞生了；射电天文望远镜把原本肉眼看不见的宇宙深处纳入了人类的感觉视野，射电天文学横空出世。但我们在向那些发现自然奥秘的科学大师顶礼膜拜的同时，那些制造出光学显微镜和射电望远镜的杰出工程师却被我们忘记了。科学巨匠们的科学假说和学说思想，常常是掠过思维空间的一道科学曙光，并最终要由科学实验来加以证实，而科学实验需要等待技术的进步。从爱因斯坦相对论到引力波的证实都是如此。

　　过去和未来的科技进步都是如此：技术总是走在科学的前面，科学在遇到瓶颈的时候，常常求助于技术的进步来突破。一个不重视仪器设备发明创造的国家，不可能走在科学与科学发现的最前沿。不幸的是，在一个以论文数量论短长的评价体系下，仪器设备的研发工程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全球技术进步和有的部门似乎“不差钱”的年代，前几年似乎可以靠‘买’来解决问题。但从长远看，靠买是‘买’不来科学创新的，还是要建立新的创新评价激励机制，鼓励我们的工程师研发高精尖科学仪器。

　　文汇报：作为极地生态地质学的开创者，您的科研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您如何看待“质疑——创新”的关系？

　　孙立广：被质疑，尤其是被同行和权威质疑，是你存在的证明，因为平庸是不会遭遇质疑的；潜在的创新无疑是会被质疑的，但它可能成为新的知识；传统的经典也可能会被质疑，这也许意味着新的经典将会诞生；而不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会经不起质疑，因为错误的难免会被颠覆。因此，质疑是创新的动力，害怕和压制质疑的，一定是不自信的、经不起检验的江湖骗局，或者是压根不需要检验的“宇宙真理大法”。凡是科学的东西都需要实践或试验来检验，都是在质疑中形成和发展的。无论你是在接受质疑，或者有理有据地质疑经典和权威，都表示你在认真地思考，你可能正走在正确的学习和创新的大道上。

　　我觉得，在学术上，包容是面对质疑的正确态度。无论是善意的或者恶意的质疑，公开的还是幕后的质疑，都是科学创新的动力。经不起质疑的风雨，创新的萌芽怎么能长成参天大树呢？

　　文汇报：20年来，您带领的团队从南极到北极，又到南海，先后带了100多个硕士、博士生、对南北极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科考，您靠什么来凝聚这个团队？

　　孙立广：我们这个团队吸引的都是有科学理想的年轻人，我为他们骄傲。我也和他们说过，如果仅仅把目标定位在博士学位上，锁定在副教授、教授上是没有多少出息的。丁仲礼院士说过一件事，他在某位学者表示要在未来3年里发表多少篇论文后提问：“你要发表那么多论文干什么？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要想清楚：“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做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