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1岁的李毅勇，是满怀期待去电影院看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他是个“狄仁杰迷”，不仅之前同系列的两部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一部不落，有关狄仁杰的电视剧也看了不少。

　　从1986年薛中锐版的《狄公案》开始，到梁冠华“铁三角”版的《神探狄仁杰》，再到如今徐克导演的系列电影，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影视剧已经有30多部，故事范畴远远超过了最初的清代小说《狄公案》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大唐狄公案》。

　　从清官到武侠

　　迄今，六十四回清末小说《狄公案》的作者究竟是谁仍不知晓。不少研究者认为，作者之所以选择匿名，与小说本身的情节以及出版时代不无关系。《狄公案》中无处不在的武则天，很容易让人与清末的慈禧太后联系起来，特别是小说后半部分有相当的笔墨落在狄仁杰迫使武后还政上。这也是历史上狄仁杰的真实立场，“自从太子受屈，贬至房州，率土臣民，无不惋惜”，这与戊戌变法之后光绪被囚的情节异曲同工。

　　除却影射当时朝局，《狄公案》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就是想要破案，不仅要为官清廉，还要懂得如何侦破，“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而这点与以往的章回体小说和戏剧不同。以往的文学作品，将文字留给了清官如何与贪官恶霸斗争，却对破案证据等关键要素一笔带过，一个清官手持尚方宝剑，又有江湖豪杰助阵，坏人一经揪出立刻招供，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事实上，与狄公案类似的古代侦探小说名篇有不少，因为常被冠名为“某公案”，被称为“公案小说”，比如成书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施公案》，以康熙年间清官施仕伦为主人公，章回数量最终达到了500多回，并且融入了许多武侠小说元素。破案中有江湖豪杰相助，是古代侦探小说的“经典套路”，明朝时期的《包图公案》，到了清朝就演变成了《三侠五义》，有了笔墨颇多的“五鼠”情节，也成了武侠小说的鼻祖。

　　不过，之所以狄仁杰在“国际上”更为出名，与一位荷兰人的贡献密不可分，高罗佩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了英文版的《大唐狄公传》，破案过程更加重视调查推理，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元素和欧美的心理学、侦破学联系起来，让狄仁杰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未有真人，但狄仁杰却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就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设定的任职大理寺期间，狄仁杰一年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却无一人冤诉，因此得以重用，名垂青史。

　　回归探案的本质

　　尽管高罗佩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公案小说，不论是推理方式、侦讯能力还是心理把握，并不输于西洋名侦探，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还是从欧美文学中模仿而来，毕竟，进入现代社会后，侦破断案不再由县令一人完成，而是有了警察、侦探、检察官和法官等诸多方面的角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程小青发表的《霍桑探案集》，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程小青10多岁时到上海的钟表店做学徒，补习英文，后来翻译了福尔摩斯系列，萌生了写中国侦探小说的想法，加之大上海的“冒险家”背景，最终诞生了“霍桑系列”，其中经典形象不仅有神探霍桑，还有大盗江南燕，侦探与侠客的结合，这样的套路依然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程小青的侦探小说探索，奠定了国产神探的“基本基调”。在上世纪50年代，程小青曾对侦探小说进行了总结，其首先要“提出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新奇的或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背景设定方式，在欧美侦探小说中也存在，比如《四签名》涉及到的殖民地问题，《东方快车谋杀案》涉及到的绑架儿童问题等，而在案件发生后，要凭借主人公即侦探本人的智慧、勇敢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遵循严格的逻辑轨道，运用正确的科学原理与方法”，最终调查求证、综合分析、剥茧抽丝，实事求是地找到答案，侦探们不怕困难，运用科学原理和逻辑思维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读者而言当然有积极作用。

　　在霍桑之后，也有不少国产神探出现，比如同样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侠客鲁平”，作者为孙了红，故事也是延续了古代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侠客”套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产侦探小说重新活跃起来，比如蓝玛的“桑楚系列”、翼浦的“雷鸣探案系列”等，这些小说开始逐渐走出武侠套路，回归警探查案。

　　探讨导致犯罪的原因

　　一个经典的神探形象，在当下往往需要影视作品帮助传播，而传统的“神探+武侠”方式，上镜效果自然更佳，是故，狄仁杰在各种影视剧中往往也有武士随行，比如在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作用与“三侠五义”系列中展昭无异的李元芳。

　　而当侦探故事的背景设定为现代社会后，破案的神探不再是书生文官，往往自身就是警探，无须武士护航，这就使得影视剧的着力点放在新的破案技术和手段上，同时更加注重气氛烘托和情节曲折，

　　在这一点上，当下正在热播的网剧《法医秦明》就在应用新的科学探案技术上有诸多阐释。电视剧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秦明就是安徽省公安厅的一名法医，在秦明1998年高中毕业入读法医学时，法医还是个冷门职业，人们甚至不愿意与法医同桌就餐，尽管中国是最早有法医的国家，宋慈的《洗冤录》被认为是最早的法医著作。

　　另外，日渐复杂的社会，也令侦探小说中的犯罪心理更加耐人寻味，描写心理线也成为作者们的着力点。去年斩获3亿元票房的电影《心理罪》，改编自雷米的同名小说，同名网剧也有不错反响。

　　在推理小说火热的日本，网站上曾有粉丝统计，在漫画《名侦探柯南》中，有多少犯罪嫌疑人能被法院最终依法定罪判刑，结果并不乐观，或是证据不足，或是证据的取得方式不当，或是只能按轻罪起诉，在现实的法律操作中，靠一个侦探推理出来的“真相”，是难以被采纳的，还需要用科学方法得来的关键证据，这也是侦探小说的着力点：开始从推理向科学转变。作者们不仅在探讨新的探案技术，也在探讨导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从侦探热到法医热，背后是读者群体对于法制的认识在加深，今年1月热播的日本法医剧《非正常死亡》，就是以当地非正常死亡遗体解剖率过低、法医地位待遇过低而展开故事设定的，强调“法医是研究未来的科学”，从这点来说，侦探小说，也是讲述未来的小说。（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赵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