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沙玛的这三册《英国史》与纪录片相比更加的丰富与完整，跨度巨大且没有一丝赘语，这是一部生动到足以唤醒你的历史。”这是英国《每日邮报》对西蒙·沙玛的三卷本《英国史》（中信出版社出版）给出的评价。

　　西蒙·沙玛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文学学会会员，曾获沃尔夫森历史奖、W.H.史密斯文学奖。在这套《英国史》中，他以恢弘而凝练的笔调，将读者带入到英国故事中。从罗马入侵到诺曼征服，从黑死病到伊丽莎白的辉煌，从光荣革命到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的笔下，恍如重演。人物和场景在历史幻灯中跳跃。现代文明先驱者的艰险历程令人动容。

　　令人好奇的是，英国通史方面的著作甚多，前人的许多著作已成不朽，那么，西蒙·沙玛为什么还要涉足这一领域呢？不如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传统仪式成了遮羞布

　　1951年，官方劲头儿十足地说服我们这些8岁孩童记住，我们从此就是“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了。然而，在1953年春天，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庞大阵仗却黯然失色。

　　虽然广告卖力宣传，加冕典礼可以成为一个国家重新焕发青春的契机，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号称“自由国家联合体”的联邦，说白了就是帝国崩塌后的一块遮羞布。

　　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直播，在不列颠岛内有2700万观众，全世界有1/4的人口在收看，开启了大众传媒历史的新纪元。可这个典礼当时差点儿没播成。几个月来，女王自己和她所有的大臣都在发布信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去大教堂的过程都要进行直播，但加冕典礼本身要保留神圣的神秘感，不能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

　　最后——据说是在理查德·丁伯比的干预下实现了妥协——她态度软了下来，同意了直播加冕典礼。但摄影机放在指定位置，一动不动，摄影师何时该集中注意力拍摄完全是奉命而行。任何女王本人的特写都是被禁止的，因此仪式上很多最难忘的镜头，都是从教堂正殿上方画廊拍摄的远距离画面，俯瞰着那辉煌的场面。

　　丘吉尔用历史阻挡前卫

　　怀着对英国历史连续性的执迷，当时的英国人认为：由温斯顿·丘吉尔担任首相，来主持新君登基初期的英国政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加冕典礼前两个星期，丘吉尔告诉一名美国学生（后来成了总统发言稿撰写人）：“去研究历史！历史！历史！在历史中，藏着治国的全部秘密。”

　　举行加冕典礼时，丘吉尔已近80岁，但看起来仍然不可战胜。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的盛大宴会上，他还是很得意自己能提醒女王，他曾为她的高祖母、曾祖父、祖父、父亲效劳，现在轮到她了。

　　但是，加冕典礼后仅仅三个星期，即6月23日，（据说）在招待意大利首相的晚宴上，丘吉尔大谈一通罗马征服不列颠的故事后，颓然倒在椅子上，严重中风了。但他继续留任，并对公众小心谨慎地掩饰中风的后果，实际上，丘吉尔的康复快得惊人。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言：“乐趣没了。”

　　丘吉尔属于那种特殊的人，和他自己珍视的某种不列颠的特性一样，都是不朽的。12年后的1965年寒冬，丘吉尔去世了。

　　在1965年1月30日当天，整个葬礼进行期间，大本钟确实停摆了。那一刻，前卫的新不列颠的魅力完全被这个民族以往的浩瀚史诗掩盖了锋芒。

　　虚假历史最终会被遗忘

　　父亲多年前曾送我一本《英语民族史》，它最早点燃了我对历史的激情。掸去那红色封皮上的灰尘，随手翻读到的几段文字使我局促不安，感到窘迫，还有很多则震撼了我；其中不可抗拒的雄辩修辞和无可挑剔的常识，令我连连惊叹。

　　没有想到的是，可能的反应是百感交集。

　　丘吉尔叙述历史进程，大部分灵感来自麦考莱真传——大言不惭地将傲慢自负、意识狭隘、浪漫君主、恪守原则的新教、辉格党议会派、说英语的不列颠打扮成民主的保姆、西方希望之所在、习惯法道德的天才守卫者以及持之以恒的狂热暴君反对者——已经不太可能作为明确的“不列颠历史的意义”持续下去。

　　然而，也不能简单指斥其为虚幻的爱国主义寓言集。只是当父亲向我解释，在我童年时海滨小镇的遮挡铁路的墙上，用白色油彩隐约勾勒出如鬼魅般的字母“PJ”，意思是“让犹大去死”，接着用热切的语气，解释丘吉尔正是让英国莫塞莱法西斯分子的口号未能得逞的人物时，我才真正懂得对他那一代人来说，岛国自由堡垒的信念，不是什么空洞的老生常谈，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信条。我开始想，在这个惊人的神话里，是否还有一点点仍未过时的、坚实的真理？

　　35年后，这两本关于不列颠历史的权威著作——丘吉尔的和其他观点的——都已不再受追捧。对他们来说，丘吉尔曾反复称为“岛国民族”帝国的传奇般的必胜信念，如果硬说可以理解的话，说得好听些，是不可理喻；说难听点儿，就是冒犯无礼。

　　应该从变化的角度去看历史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帝王之岛》——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丘吉尔的那本历史，未经改动——这档电台节目拥有大量听众，这说明他的行文连贯，能够满足一般人对英雄叙事的渴望。历史可以作为激动人心的产业的一部分，这非常合乎时代思潮大师们的口味，是上了岁数的公民的文化遗产娱乐，一如乡村老屋之旅、古装剧，是温和的怀旧乡愁麻醉剂，只要不是在驾驶或操作大型机械时消遣，就没有什么坏处。

　　然而现在，既然联合王国本身不再不言自明，反而变成了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制度都是被丘吉尔一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将永久存在的——这个清晰思路好像是自信过头了。

　　在不列颠历史上，常态是变化、突变、熔解，而不是一成不变如基岩般的稳固；历史不是不可阻挡地迈向大一统的大不列颠，而只是它见证了自身发展到的这个阶段——毕竟大不列颠国家只有区区三个世纪，几乎仅和罗马帝国治下的不列颠时期一样长——把它当成我们这个大岛的各民族众多演变史中的一段。

　　我希望写出的是这样的英国史

　　这将是一部历史:其中民族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变的，忠诚可能是针对世代相传的血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宗族或一个阶层，一个城镇或大庄园，一种语言或方言，一个教堂或俱乐部，一个同业公会或一个家族，而不必非得与一面旗帜和某个王朝息息相关。

　　它可以是这样的历史：某个地区错综复杂的小块边缘地带比固定的国家之间的边界线更重要,这可以是一部有弹性的历史，它讲述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民族性，这二者在精神气质和利益上，有时候更贴近法兰西，甚至于更接近罗马，而不是彼此更接近；而在其他时候，两者真正全身心地（不管好坏）捆绑在不列颠联合王国里。

　　它也可以是这样的历史：不尝试放弃作为不列颠特征的固有复杂性，而去尝试描述更清晰、更紧密、更微观的民族性；而是反过来，接纳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伟大力量的源泉。

　　最后，这段历史可以尊重偶发性，警惕所谓的必然性，不理睬任何预定路线或目的地；它拒绝想当然（正如胜利者的教科书永远想做的那样），不认可事情定局就是当初那些人想要的结果这个说法。

　　西蒙·沙玛/文

　　（本报有编辑改动，标题、小标题为本报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