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的道路与特色》，冯玉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丁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冯玉军著《中国法治的道路与特色》指出，从中国法治到法治中国是一个从实然到应然的历史过程，既是对过去法治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未来法治建设目标的科学定位。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形式，也是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中国法治道路与特色凝结着历史经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同时又体现着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强盛的基石。法治在中西方的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法治道路与特色凝结着历史经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同时又体现着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的二重维度看，建设法治中国是世界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向世界法治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的法治实践。

　　法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具有内生性和渐进性。“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五蠹》）建设法治中国体现着社会公平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指向，既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的积极顺应，是对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谋划。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精神、法治文明的深刻革命，形成了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的强大动力。要理解中国法治，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对法治道路的历史探索和法治文明演进过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是中国历史上一些盛世形成的基本特征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礼法结合、隆礼重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礼治并不能囊括治理的全部内容，法律治理是秩序的内在需要。中国古代治理在礼刑结合、儒法会通中显示出道德思想与法治智慧的融合，冯玉军称之为法律伦理主义，这一理念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并以此来确立法律的价值基础。

　　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中这样评价子产“铸刑鼎”事件：“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秦亡以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一直在反思繁法严刑的历史教训，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古代中国法制具有浓厚的伦理法色彩。礼是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规范，礼法结合是反思和实践的结果，是中国历代执政者对国家治理规律自觉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法律文化的特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强调礼而忽略对法律的掌握。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是中国历史上一些盛世形成的基本特征。唐睿宗曾下令：“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正如冯玉军所言，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的结晶。中华法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体制稳定性，体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结合，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良法善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创造了影响及于东亚诸国的法律体系。这既是中国法治文化的辉煌历史，也证明了中华法系在社会调整、秩序维护等方面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

　　法治中国是礼治中国的延伸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和治理经验无比丰富，我们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法律文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治国无法则乱，法治是大国治理须臾不能离开的有效手段。秦的统一，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穆指出：“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从中华文明秩序的演进过程看，法治中国是礼治中国的延伸。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强调礼法合治的合理性，“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国家治理既不单纯依靠人治，也不能单纯依赖法律规则。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礼法结合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治理观、系统治理观，是一种伟大的历史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处于大踏步发展阶段，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历史耐心，既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反思，又要对西方法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的真实性予以理性辨识，唯有如此，才能在世界法治文明体系中提供原创性智慧、进行平等性对话，以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气象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做出中国贡献。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