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至女儿（左一）观剧

　　▌张子一（戏剧导演）

　　与童老师初次相遇的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2009年的一天，蓬蒿剧场的王翔老师跟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童道明老师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你来导吧。彼时22岁的我，不仅没有导过话剧，甚至连王翔口中德高望重的童道明先生是谁都不知道。但我当时硬着头皮，没有立即以应有的谦谨请辞——我想有机会读读剧本，如果不太难，就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构想一下，实在理解不到，再请辞也不晚。于是，我读到了《赛纳河少女的面模》，那是一部讲述诗人冯至先生生平的戏，从“五四”时期一直讲到冯先生离世。后来，我成了这个戏的导演，也因此遇见了我终生的挚友童道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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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年读完剧本，我觉得特别难，也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创作。而且，我产生了一种害臊，或者说痛苦，这种痛苦也的确是伴随着我跟童老师之后的交往一直存在着。这痛苦有两层。一层是，天啊！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动人的文学、音乐、艺术家，我还不了解，我多么无知，我好想马上去学习！另外一层是，天啊！写出这样动人作品的老先生，就跟我存在在同一时空，在我身边。他是那么的纯粹，仿佛这熙攘的世界根本没有把他惊扰。我跟他是一伙儿的吗？我能跟他交流吗？我能成为可以回应他的人吗？

　　虽然一切都与我应该请辞的原因相符——我既力所不能及又感到害臊。但我最终就是没有请辞，反倒勇敢地走进了剧场。现在想起来，好像正是我的这种痛苦指引着我来到了童老师身边。而这一相遇竟让我幸运地参与了童老师作为剧作家的十年创作生涯。

　　十年里，童老师永远那么纯粹，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总是认认真真的，与你说话的时候就凝视着你的眼睛。我每次见他，痛苦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甚至随着我涉世更深，痛苦的程度还在增长。伴随着我的痛苦，害臊，纯粹的幸福也慷慨而至。每一个具体的与童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每次他扭过整个身体对我说：“哎呀！子一来了！”每次听他讲契诃夫，讲普希金……我都是幸福的，是书里写到的那种，在用生命在热爱的幸福。

　　做《赛纳河少女的面模》的时候，我和两个年轻演员林寒、冰喻每天除了排练，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大量地读书，读冯至，读契诃夫，读歌德……好像因为这部戏，我们世界的版图在扩大，我们如饥似渴地跟这些作家在书本中相遇。童老师每天也来，有时在剧场外面的咖啡馆里看书，有时在剧场里听我们朗读。彩排前童老师说过一句话，我忘了是对我还是对演员张冰喻说的，他说，“你们第一次导戏（演戏），我也是第一次写戏呀，我也很紧张。”说完他像个初入行的少年一样害羞地笑起来。那段日子，吃饭时间大家最欢喜，因为是和童老师一起，吃完了饭就讲契诃夫。有一天，童老师讲起了契诃夫的一篇小说《玩笑》,我回家马上找出来读，故事忧伤而浪漫，可开玩笑的男孩是那样的害羞，那样的孤独。我在深夜合上书，忽然隐约感到自己进入了童老师的语境，话语都是轻轻地说，但不作为话语说出来的还有很多。我感觉到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讲给我和林寒的，是讲给两个对感情和未来生活的样貌常常感到不确定，诚惶诚恐的少女听的。从那时，那位看穿了我的童老师在我心里就再也不是所谓德高望重遥不可及的“老师”，而是知晓我秘密并且温柔对待我的可爱的朋友。也从那时起，童老师在我心中便成为了少年，与少年朋友可以畅所欲言，分享一切。还有，少年之间，不在意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