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名，有如下几类：

　　(1)音译词(瓦斯、俱乐部等)。

　　(2)日本训读词(入口、手续等)。

　　(3)日本国字(腺、膣等)。

　　(4)日文译语(基于、对于等)。

　　(5)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缩小或转义，以对译西洋概念。(如“现象”本为汉译佛语，意为佛、菩萨现出化身，日本哲学家西周为其注入新义，成为与“本质”对应的哲学术语。)

　　(6)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

　　上述几类词语有些确乎源自日本，如(1)至(4)类，但数量更大、更为重要的(5)(6)两类，多不能以“日源词”一言以蔽之，因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来历——

　　(1)源出中华古典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词，如自由、社会、科学、卫生、小说、机器、参观、代表、单位、发明、反对、范畴、现象、革命、共和、讲师、教授、博士、悲观、标本等，究其原本，多来自中国古典词库，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逆输入”中国的，称其为“侨词来归”比较恰当。因为它们本为中国旧词，在中土语用已然千百年，后侨寓日本，领受外来文化洗礼，近代作为“侨词”回归中国汉语系统。

　　(2)来自在华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

　　还有一批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如植物学、物理学、地球、热带、温带、冷带、寒流、暖流、细胞、大气、真理、公理、定理、比例、权利、立法、选举等，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则非也。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以“西译中述”(西方人口译，中国人笔述)方式在中国创制的，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其载籍为在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

　　(3)晚清“开眼看世界”中国人的创制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一些先进的士人渴求新知，借助汉译西书、西报，撰写一批介绍西事、西学的书籍，著名者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纂的《瀛环志略》等。这些书籍在介绍外域情事、学术时，译创了一批史地类、政法类、科技类汉字新名。这批书籍在本国遭受冷遇，而传至幕末明初日本，洛阳纸贵，多次翻印，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称“魏源之书大行我国”。这些书译制的汉字新名随之播传于日本，日人广泛使用之余，还引为译制汉字新名的范本。如《海国图志》的报纸译名“新闻纸”，美国元首译名“大统领”，皆被日本人采用，通行至今。

　　总之，上述几类汉字词，有的并非“新语翩至”，而是“旧词复兴”，或曰“古典词革新”；有的不是“日词入华”，而是“侨词来归”；还有不少新名产地在华不在日，日本只是中转站。因而，把它们一概视作“日语借词”，不符历史实际。从语源学角度论之，必须恢复上列三类词语的“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及“回归侨词”身份，并论析翻新始末，输出与逆输入过程，考查中—西—日三边互动间的因革及传递转换情形。

　　互为师生

　　我们不应轻忽幕末明治日本发展汉字文化的重大贡献。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大量选取汉语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普及词缀化用法，如前缀(如老～、小～、第～、非～)与后缀(如～者、～力、～性、～化)，又借鉴西式语法，丰富了汉字语用，对白话文运动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这一劳绩必须肯认，却又不能因此对汉字新名的语源张冠李戴，一概让与日本。

　　笔者以为，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现代义、世界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既非中国、也非日本单独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中国逐渐减少借助日译西书，而直接译述西学，根据英、法、德、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如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苦心孤诣译创的“计学”“群学”“母财”“脑学”固然准确、典雅，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经济学”“社会学”“资本”“心理学”明快易懂，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

　　直至当代，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时下流行的新词，如“达人、人气、人脉、完败、完胜、物流、研修、职场、熟女”等皆为日制词。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但不应忽略，这些日本汉字词多半源自汉语古典，或用汉语构词法创制，皆与中国文化保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新近一例颇能说明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此名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中择字组成，并宣称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这显然有文化“脱中”用意，但经考索却适得其反。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脱胎于东汉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公元2世纪初作品《归田赋》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典籍《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汉字词汇，多源出中国古典，这是不必也不可回避的历史实际，日本近代翻译西学时创制汉字新语，深植中华文化土壤，这是不可忘却，更不能斩断的历史脉络。

　　综论之，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中日两国协力共创的语文成果，是丰厚的文化财富，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作用，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作者：冯天瑜，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