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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语入华”考析

　　《瀛环志略》 资料图片

　　【语言论坛】

　　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若无日本名词，现代国人无法说话作文了。此议似是而非，需要辨析，以明底里。

　　借词必需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早期汉译外来语不少，如葡萄、茉莉之类。由于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融会间生成发展的，故作为关键词流行的近代术语，广为采撷西洋概念，不少具有借词身份。

　　中华文明沿袭数千年不曾中辍，原因之一，是作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汉字词(名)丰富且词义相对稳定。今人阅读两三千年前的先秦两汉古文，借助工具书，领会其意并无大碍。

　　汉字文化又不断邂逅外来语，与之互动，获得源头活水。如在魏晋隋唐间，吸纳大量源自南亚的佛教概念，组成若干反映佛法的汉字新名，诸如法、空、禅、世界、现在、觉悟等，渐成汉字常用词。

　　时至近代，汉字文化又与西方文化相交会，知识量迅猛增长，反映新知识的概念井喷般涌现，经由“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等途径，借助汉字将新概念“词化”，生成批量新名，汉字旧名也得以更化新生。对于此一演变态势，语言学家王力述评道：“佛教词汇的输入，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王力此言之后，又过去40年，其间汉语词汇的发展更甚于前50年。有人统计，时下每年新增汉字词达三四百个之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近代文化有成，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主要是学科术语)，这些新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故近代中国通用的关键词，不少是在中—西—日三边沟通中生成的。

　　借词以新名形式进入借方语言，增加语言数量，丰富语言表现力，是语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现。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而且汉字往往一字多义，可供翻译时选用。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内蕴，有时音译＋意译，如啤酒、卡片、霓虹灯、绷带等；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如逻辑、维他命、可口可乐等，以及近年出现的奔驰、黑客、迷你裙、托福之类，在表音的同时，又提供某种意义暗示。严复在音译Utopia时，取“乌托邦”三字，在对音之外，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产生“乌有寄托之乡”的联想，以眧示“空想主义”意蕴。这些音意合璧译词，是充满睿智的汉字文化的绝妙创作。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积极评价新语的借取，“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百年过去，“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学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些汉字新名，词形是汉字文化固有的，词意大都受中国和西方双重因素的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多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历程。

　　语文互动

　　古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包括大量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系统，此为确论，无须赘述。一种流行说是，文化传播方向上，近代中日间发生逆转，仅就词语而论，日本便从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中国则由文化供应源转为文化受纳处。

　　此说有粗疏之弊，略做历史分期，应当作如是说：近代早期(中国的明清之际及清中叶，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传播方向的主流，仍是中国通往日本；至近代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研习西学的水平反超中国，其表现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量译介西学概念的新名词。张之洞称“日本名词”，林琴南称“东人之新名词”，刘半农称“东洋派之新名词”，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日语借词”。

　　近代中国使用的反映新知识的新名固然不少来自日本，但称多半为“日语借词”，则过甚其词。笔者以下将陈述此种夸张之误，绝非要给“词汇民族主义”张目，不是为了证明“老子先前比你阔”，以获得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从近代汉字文化史实况引出的结论。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促成国人“大梦初醒”，决意向强敌学习，自1896年开始派遣青年学子赴日，研习经日本人消化过的西学。此后十余年，渐成留学东洋高潮。经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尤其是数以万计的中国留日学生的转输，汉字新语从日本大量涌入中国。康有为1897年撰《日本书目志》，收录大量日制学名，如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等，一时朝野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