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胡关于白话诗的分歧

　　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本来是要讨论清代诗歌，但他很快就转向了白话诗。梁启超觉得文学革命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所谓体裁就是格律，格律不用那么讲究，他的关注点在技术和实质。

　　我们一般分析一个作品都说它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怎么样，技术指的是艺术，实质指的是思想。思想这方面，梁启超觉得不用讨论，但是关于艺术的表达，就是所谓技术问题，跟梁启超对于所谓文字，就是胡适讲的文字，有直接的关系。

　　所谓技术，梁启超将其分为修辞和音节两部分，他认为诗歌是美的技术，一定要讲究修辞和音节。从修辞和音节发挥出去，梁启超也讲了他对白话诗的意见。他不反对白话诗，晚清时他在《新民丛报》已经表达过对白话诗应该提倡的意见。接下来他就讲到当下的情况，他说白话诗在中国不算稀奇，那些老先生忽然把它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这是批评守旧的人。他又批评激进青年，说至于一派先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我们看梁启超这一段话左右开弓，既打了守旧老先生，对胡适其实也有扫到。

　　梁启超从修辞角度来讲，认为文字越精简越好，美文贵含蓄，白话显得比较啰嗦。又因为语言和文字在中国是长期分离的，所以他认为如果纯粹用白话体来写作，好多文言有的意思，在白话里是不通行的，所以字不够用。这些说法当然跟胡适有关系，但还不是直接针对胡适。接下来讲到音节上的技术，就把他跟胡适信里所谈到的意思又发挥出来，这一次是公开的，不是私下跟胡适讨论，所以梁启超语气也不一样。他说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体还是不错，但是胡适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因为这些小令经过古时懂音乐的人琢磨出来，只要依着调填出来，就一定音声和谐。这是他认为用小令旧调谱词特别的好处。

　　这段话与给胡适的信中的表达比较接近，也是针对胡适《<尝试集>自序》中的观点。胡适在《尝试集》，特别是再版《自序》里，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白话诗的音节，讲到他如何试验借用词曲的音节，还采纳了双声叠韵，造成一种特别的声音、阅读的美感，这是他在音节上所做的实验。他还举了一些诗，来作为他发现白话诗音节的一个例证，其中就有《关不住了》：

　　一屋子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这其实是一首翻译诗，胡适认为这首诗是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关不住了》这样的诗，在胡适的白话诗写作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梁启超对胡适的认为是成功的试验另有看法，所以他称赞了胡适用旧曲调所写的小令后，笔锋一转就来批评白话诗，而且措辞相当严厉。他说：“而纯白话体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它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助语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这话直接对着胡适非常得意的在白话诗音节上的试验，“了、的”这些虚词在胡适白话诗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诗，梁启超是不看好的。

　　简单说，梁启超的褒贬，正好跟胡适的自我感觉完全相反。当然，梁启超尽管对胡适等年轻一代做白话诗有批评，但是梁总的看法，还是认为白话诗会有成功的希望。从修辞方面讲，他认为中国语言要进一步进化，就是让词汇更丰富；从音节上讲，也要使音乐更发达。

　　但梁启超的批评让胡适非常不满，胡适1921年给陈独秀写信时，特别对此事发表了他的愤怒。他说：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意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但实际上梁启超1920年12月18日给胡适的信里就把《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这篇文章给胡适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他说：论白话诗一篇本已成其半，（下半只是论两先生诗，对于白话意见前半已具）余半因移治他业，久未续成。惟百里见此文后颇有异同，劝其修改，故更迟迟未续。今先将原稿奉尘。公如有所教，所最乐也。

　　可胡适看了梁的文章一点也不高兴，梁启超也没想到胡适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但不管怎样，文章没发表并非因为胡适的强烈反击，梁启超信里明白写的，自行放弃此文。

　　尽管胡适对梁启超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激烈批评，但是他对梁启超所推荐的金和诗还是很看重的。1922年3月，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就特别给金和诗留了篇幅，而且对他的诗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代表时代的诗人，还特别说到他的纪事诗不但动人，还有历史的价值。这些说法跟梁启超给他的信里所提观点非常接近。同时也认为《痛定篇》《六月初二日纪事一百韵》是好诗。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金和诗集的评价确实影响了胡适的选择，所以胡适也讲到“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大不相同。”

　　胡适在写作时完全凭借梁启超送给他的1916年出版的七卷本《秋蟪吟馆诗钞》。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文章完成后三个月，我们就发现《胡适日记》里写到他从金和儿子金还那里得到了1914年的重印本，里面有词钞和文钞，胡适读了词钞后非常惊喜，他最喜欢是艳诗《压帽集》，但这一集被梁启超在其《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删掉了，而胡适觉得被删掉的是非常好的诗。因此他对梁启超更不以为然，觉得梁启超又不是道学家，做出这样的事让人难以理解。所以胡适可能认为他在对金和诗的认知上受了梁启超的蒙蔽，没能按照自己的本心来选择和评价。我想如果能有机会修订，胡适肯定要改写他对金和诗的认识。

　　梁启超对胡适白话诗写作的批评，胡适自己后来也有醒悟。1936年，胡适介绍创作“胡适之体”新诗经验时，特别说明他近年喜欢用《好事近》词调写小诗，说此调最不整齐，有长短不一的句子，这样一个节奏接近于说话的自然，而且这个词调简短，必须用最精炼的句子，不允许有一点杂凑堆砌。所以他认为白话新诗用传统小令来写，更能达到精益求精的境界。

　　实际上经过梁启超的提示，再加上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和编选词选的体会，胡适对白话诗夹杂词调已经有了一个新认识。我觉得，胡适在很多年后体会到，也接受了梁启超的意见。

　　文字整理/王勉

　　（本版文章根据3月2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在东城区第一图书馆讲座整理而成，该讲座由建投书店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