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剧

　　通读《资治通鉴》，“无中生有”解码历史

　　刘和平的剧作都和中国历史相关，这和他年少时的经历息息相关。13岁时，因为“文革”，少年刘和平中断学业；15岁时又随父亲被下放到湖南邵东农村。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和平在一家农户中搜集到一套清朝光绪年间御笔朱批版本的《资治通鉴》，这套书成了他人生中第一部系统阅读的史书。事实上，这套《资治通鉴》中的御笔，都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口述，光绪皇帝摘录的。刘和平也因此开玩笑说：“我的学历很低，只有小学五年级，但起点很高，翁同龢教的。”

　　刘和平的历史剧创作手法，被业内称为“无中生有”，先忽略历史真实，然后寻找当时的历史、文化、风俗情况，渐渐还原出故事主角的“本来面目”，再设置一出当时时代背景下必然会发生却又没能发生的事儿。写《雍正王朝》时，他笔下的康熙八子、九子、十子、十四子，比真实历史人物“多活”了十年；写《大明王朝1566》时，剧中著名的嘉靖国策“改稻为桑”也是虚构的。他感慨：“我的三部重要作品，大事都是虚构的，但大事背后的历史都是真实的。”

　　这种大胆的手法，在此前的历史剧创作中，绝无仅有，也一度引发巨大争议。《雍正王朝》的剧本完成后，清史研究学界特地举行了一场专家论证会，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上来就“开炮”了，“康熙四十五年没有发大水，和历史不符。”随后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锺翰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给刘和平解了围，“人家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考证。”《雍正王朝》的剧本因此顺利通过专家论证。

　　从事编剧行业近四十年，刘和平认为，没有人能创造历史，他能做的只是解码历史。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观深得刘和平赞同，但当具体到面对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叙述那个时期的故事时，他更同意陈寅恪所说的“理解之同情”。

　　目前，刘和平正在创作新剧《北斗南箕之歌》。他对这部自己“步入晚年的青春洋溢之作”有着很高期待，“这部剧的北朝和南朝，就是北魏和南齐，但是时间上我会有意地打乱，有的人会早些年登场，有的人会晚些年，但北魏的年号不会变。”对于这样的做法，他解释：“一是为了很好地传达那个时期的历史精神，二是为了完成它的美学价值追求，我不需要做编年体那样的剧。”